漫漫徽商路(下)

　　上海证券报 赵焰

　　命运多舛，在风云变幻的时代面前，徽商们不是这艘巨轮的驾驭者，却像是随波逐流的船客，财富没有给他们赢得足够的底气，他们的命运不在自己的手里。世事的无常让他们无助落寞，苍凉绝望。当时有一句谚语非常有名:“生在杭州，玩在苏州，葬在徽州”。徽商的大批返乡，从本质意义上来说，都是把徽州当成“墓地”来看待的。

　　赵焰，男，40岁，作家，学者，现为安徽商报副总编辑。曾发篇小说散文数百万字，在全国有一定影响。

　　出版有

散文集

　　《平凡与诗意》

　　《萤火闪烁》

　　小说集

　　《与眼镜蛇同行》

　　电影随笔集

　　《夜兰花------我把酷碟献给你》

　　曾为央视撰写过大型文化专题片《徽州文化》(20集)解说词，该片曾在中央8套和10套播出，并有VCD(四张)由安徽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四

　　关于徽商的特点，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诚信、节俭，贾而好儒”。的确是这样，在文化上，徽商有着一整套的理念；在组织上，徽商普遍带着一种血缘和地缘关系，外出闯荡往往是父带子、兄带弟，亲帮亲，邻帮邻；在经营中，徽商尤其注意商业道德，讲究“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仁心为质”；从出身上说，徽商奉行“以儒为体，以贾为用”的信条，追求儒为名高，贾为厚利，儒贾结合、官商互济，因而形成了贾而好儒、弃儒为贾、亦贾亦儒的重要特色。

　　但我觉得，这些特点都不是徽商的成功的关键要素，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道德的普遍要求，是儒道在商业中的体现，也是当时商业文化的普遍特点。只不过因为徽州是“程朱理学”的老家，徽州人在商业活动中自律更严格一些。而且徽商在经商中标榜的“诚”、“信”、“义”，可以带来更多的商业利润。于是在此后的商业活动中，便将这种行为和倡导自觉化，也广告化了。

　　实际上真正决定徽商成功之处在于他们有着比较好的文化功底，在于“练达明敏”。跟其他地方的人相比，徽州人受教育程度较高。因为有文化，徽州人自然在审时度势、运筹决算、进退取舍乃至整个经营活动中胜人一筹。这些知识和教育，可以说是比原材料、资本、劳动力更为重要的东西。文化知识水平同一个人的气质、才干是密切相关的。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抽象力”。在商业行为中，诸如采购、运销、积贮、贩卖，都是需要这种“抽象力”的。

　　文化上的先进决定了徽商在先决条件上的优势。除此之外，徽商较早地探索和运用一些较为先进的经济制度和方式也有助于他们的竞争。比如说当时徽商中已经出现了“牙商”，即经纪人经商的方式；还有股份制、资金委托代理人等经营形式。在商业组织形式上，徽商的所为已有很多与现代相同了。这种先进而创新的机制，必然使徽商在商机发现以及实际操作上胜人一筹。

　　在杭州城东南的元宝街，有一座豪华无比的大宅。这座大宅坐北朝南，占地10亩，建筑面积近6000平方米。进入院内，但见迷宫般的大宅金雕银砌，亭台楼阁曲折通幽，极得江南园林之妙。这就是当年资产高达3000万两白银、号称“中国第一富商”、“红顶巨贾”胡雪岩的大宅。胡雪岩是绩溪人，跟许多徽州人一样，他很小的时候就单独出门做学徒了。胡雪岩先是到杭州阜康钱庄当学徒，因为勤奋，肯吃苦，慢慢地擢升为“跑街”，深得店主器重。在胡雪岩身上，集中体现了徽商的很多特点，那就是聪明、踏实，会抓机遇。有一则故事是这样说的:胡雪岩在钱庄当学徒期间，有一天，见一个穷困潦倒的书生在店里晃悠，胡雪岩便上去跟他攀谈，发现这个书生非常有才华，也很有抱负，将来一定有机会做官。胡雪岩便偷偷地借出了钱庄的500两银子给他。这个书生就是清朝后来的名臣王有龄，他成了胡雪岩看中的“潜力股”。事情败露后，胡雪岩被赶出钱庄，靠乞讨过日。王有龄很快当上了官并回到杭州，这时候胡雪岩正在街头流浪。王有龄当然不会忘恩负义，便拿出钱财来资助胡雪岩。靠着王有龄的资助，胡雪岩很快在杭州开了属于自己的钱庄。在此基础上，胡雪岩抓住了一个又一个机遇，赢得了大发展。以后四五年中，胡雪岩又跟左宗棠拉上了关系。左宗棠当时为浙江巡抚，带兵在安徽和浙江与太平军殊死决战。胡雪岩出色地完成了在三天之内筹齐十万石粮食的任务，给了左宗棠以极大的支持。之后胡雪岩又倾囊相助左中棠平定新疆叛乱。正因为如此，胡雪岩在左宗棠的保举下受到朝廷的嘉奖，被封为布政使，赐红顶戴，紫禁城骑马，赏穿黄马褂。

　　在杭州的胡庆余堂，店堂内高高悬挂着两块巨大的金匾，一为对外的宣言:“真不二价”；另一为对内的警戒:“戒欺”。旁有跋云: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弋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致欺余，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诸君之善自为谋也可。“采办务真，修制务精”正是胡雪岩的办店宗旨。我不知道胡雪岩大力提倡的初衷，但由诚实和信用所创造的品牌，不仅可以带来好的名声，还可以带来丰厚的利润。这样一举几得的事情，又何乐而不为呢！

　　在徽州，正因为胡雪岩在各方面的“完美”，所以他成为了每一个奋斗的徽州人的榜样。在胡雪岩身上，闪烁着徽商们追求的双重光环:一是成功地获取财富；二是在主流社会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五

　　2002年我曾在扬州探访过异常壮观的徽商旧址汪氏小苑。这座小苑占地3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580平方米，存有老屋近百间，横为三路，纵为三进，中轴相贯，两厢相对，有供小孩读书的春晖室，供长辈议事的树德堂，还有正房、耳房、船厅、边廊、浴室、仓库等。在建筑风格上，既有马头墙、青砖黛瓦的徽派风格，又有一些西洋建筑的痕迹。堪称中国古典住宅园林中的精品。这幢大宅是当年的徽商汪竹铭于清末时购地承建。在大宅里，汪竹铭的后人、时年83岁的汪礼珍打开了话匣，向我们叙述了一个徽州盐商起家、辉煌以及破落的家族故事。这一切，正浓缩了近代徽商的兴衰史。

　　汪家原先在徽州，以制衣及销售为业，19世纪初，为徽州服装名商八大家之一。到了太平天国时，徽州饱受兵燹，汪氏产业付之一炬，年方20岁的曾祖父、母无奈只好与大批徽州人一同来到扬州。汪礼珍的祖父汪竹铭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读书之后一直从事盐务经营。30岁时，汪竹铭买下了当时很有名的盐店老字号“乙和祥”，又在行盐招标中，一举夺得了外江口岸中商机最为活跃的江宁、浦口、六合的食盐专销权，一下发迹起来。

　　然而，到了晚年，汪竹铭日益感到从事盐业的艰难。由于社会转型，当时的盐商已明显地在走下坡路。汪竹铭卒于1928年，享年68岁。长子汪泰阶继承了汪竹铭的事业，盐号由他全面担纲。此时的盐业更是风雨飘摇，汪泰阶在扬州盐业的回光返照中疲于奔命，仅仅过了8年，便不堪重负，心力交瘁，于1935年因心肌梗塞早逝，时年只有47岁。

　　汪泰阶的英年早逝，给汪家笼罩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这时候，汪家决定不再抱着僵死的淮盐业，而在商海中另觅疆场。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了，扬州沦陷。数百年的“乙和祥”在炮火中轰然倒塌。汪氏家族只好离开扬州，避难上海。汪竹铭的二儿子汪泰麟独具慧眼在上海投资菜市口、三址坊一带，置了三个弄堂的房地产，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创业。而汪礼珍的父亲汪泰科则来到南京，立志光大汪氏皮货业，在南京的三山街，以前店后厂的方式，兴办了“庚源皮货”。由于经营有方，“庚源”很快成为南京皮货的龙头老大，并被指定为外访或接待的首选服装。但不久，南京被日本鬼子占领，“庚源”的所有财产被日军抢烧一空！汪泰科孑然一身避祸上海，忧郁成疾，不满50岁就早早地离开了人世。就这样，汪家从一穷二白到兴盛，又从兴盛到衰败，也只是一百年的时间。这一百年就是一个圆，它让汪家从起点又回到了终点。只剩下一个堂皇破败的汪氏小苑，昭示着那一段峥嵘岁月。

　　扬州汪家的家世有着非常典型的代表性。命运多舛，在风云变幻的时代面前，徽商们不是这艘巨轮的驾驭者，却像是随波逐流的船客，财富没有给他们赢得足够的底气，他们的命运不在自己的手里。世事的无常让他们无助落寞，苍凉绝望。

　　六

　　我一直对部分史书上所说的中国“明朝中叶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持异议。原因在于，我一直觉得资本主义萌芽的实质不应完全表现为现象和苗头，而在于整个社会是否有着支持生长这种东西的思想、力量、制度和规则，在于是否有“资本主义的精神”，即韦伯所说的普遍的社会思潮中认为赚钱不是坏事，而是好事；是人生的目的，而不是人生的手段。并且这样的“精神”是与科学兴起、社会进步以及人文思想相配套的。明朝中叶，虽然在商品经济的交换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但在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上层建筑完全不具备支撑这种新兴事物生长的环境和土壤。从制度上说，明王朝只是一个尚未开放的农业社会，缺乏最基本的现代组织；从意识形态上，包括徽商在内的所有人，没有现代的商品经济意识，都是把财富当作人生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最终的目的，只是考虑有朝一日通过财富来改变自己的人生，而对于从商，一直有着一种浓重的自卑心理。编撰于万历年间的《歙志》就这样评论徽商现象:“成弘之前，民间椎朴少文，甘恬退，重土著，勤穑事，敦愿让，崇节俭。而今则家弦户诵，夤缘进取，流寓五方，轻本重末，舞文珥笔，乘坚策肥。世变江河莫测底止。”显然，这本志书体现的就是一种儒家正统的价值观。

　　在这样的情形下，可以想象的是，财富本身就像是沙漠里的植物一样，只是偶尔地生长出来，在战乱与动荡面前毫无自我保护的能力。明、清时，朝廷、地方动辄就以“佐国之急”的名义勒索徽商。万历年间，“师征关西，徽盐商吴仰春输银三十万两”。徽商在各种“捐输”上所费厘金，多者一次达几百万，少者达数十万。清朝时，歙商江春的“百万之资”被征到了“家屡空”的境地。万历年间，徽商程思山“挟资重洛阳，为汝宁王所吞噬”。

　　除了明目张胆的掠夺，历史上每一次暴力撞击，首当其冲的，还是那些财富堆积的地方。李自成攻克北京之后，“谓徽人多挟重赀，掠之尤酷，死者千人。”徽州巨商汪箕就是丧命于大顺军的刀剑之下。清兵南征，铁蹄之下，苏浙、湖广惨遭蹂躏，而这些地区又恰恰是徽商最为集中的地区。多铎率兵攻打扬州时，徽商汪文德拿出银30万两，妄图以钱使清兵“勿杀无辜”，结果却换来了“十日屠城”的惨剧。当时有人评价说:“明末徽人最富厚，遭兵火之余，渐遂萧条，今乃不及前之十一矣！”尽管徽商富可敌国，但在暴力的铁蹄之下，他们就如同挨宰的羔羊一样，痛苦而无望地呻吟着。

　　这样的情景，正是当时社会以及徽商状况的真实写照。既然外面的世界凶险异常，徽商只好无奈地收拾行囊，踏上了回乡之路。出门的道路很艰辛，回家的路却更沉重。也许只有在偏僻的老家，并且将黄澄澄白花花的资本转移成黑色的土地时，才会感到安全和踏实。人，有时对于土地的依附，真是显得无可奈何。但，家乡就一定是安全的吗?太平天国兴起，曾国藩驻军祁门，自咸丰四年到同治二年，清军与太平军在徽州地域激战次数就达四十多次。躲在山坳里的徽商，同样也逃脱不了动荡和毁灭。

　　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财富显得如此柔弱，就像一只丧家犬一样，落魄挨打，走投无路。尽管他们貌似很强大，实质上却羸弱无比。它们就像山野里的蕨草一样，永远长不高，成不了参天大树，它们只能是一岁一枯荣，好不容易拼命地开放一个季节，只要寒流一来，它们很快就会凋谢，就会枯萎。

　　七

　　与此同时，徽商“贾而好儒”的负效应也表现出来了。“好儒”使得儒商在经营过程中无法专注，无法一心一意。由于儒学在价值观与追求目标上与商业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它的封建伦理内涵，它的封闭性、凝固性、内省性，在商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那种强大的阻滞作用呈现出来了。一个人迷茫时是不可能坚定地走自己的路的，一种集体的思潮也是如此。当儒学觉得没有力量去掌控财富的时候，它就会自然而然地选择逃避，以一种消极的方式对待财富。徽商大批回乡购田置业，由商人转化为地主就是这种方式的直接体现。在这种思潮的掌控之下，商业资本不再向产业、金融方面发展，而是回流到土地。这是一种逃避，更是一种败退。

　　正是在这样的情景下，无数徽商转变为地主。这些徽商“摇身一变”之后的目标就是全力培养子弟读书，走科举仕途之路。徽州人明显是懦弱的，他们只会用聪明的脑袋盘算着自己的前程，他们缺乏主体意识，谁也没认真考虑一下个人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没有因为实力的膨胀去尝试着探索一下资本下一步的出路，或者去想方设法改变一下自己的地位与权力。他们从不怀疑自己所处环境的合理性，就那样死心塌地地按照儒学道德的要求，一声不吭地做一个“顺民”。从这点意义上，徽商可以说是兴于“好儒”，同样也是衰于“好儒”。

　　反观西方，欧洲因为瓦特发明了蒸汽机，直接导致了工业革命，从而告别了手工业；有关资本、财富等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此后，世界列强进入中国。无论是从组织形式、管理模式，还是从经营理念上，中国的商业已经远远落后了。有一个事例似乎正好说明了这种落后------当年欧洲诸国的商人在江南经营丝绸，与胡雪岩形成正面竞争，他们用机器生产的绸缎质量更好，价格更便宜。胡雪岩当时采取的是什么办法呢?他不愿改弦易辙，更不甘心屈服，便以徽商最古老也最传统的方式，囤积生丝，垄断居奇，企图迫使外商高价收买。但胡雪岩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也过分相信了自己的办法，各国外商联合拒买胡雪岩囤积之丝。最后，胡雪岩不得不贱售其丝，遂致破产。一代徽商就这样败得体无完肤，这是技术与资金的失败，更是商业理念与思想的失败。

　　徽商就如我们头顶上曾经掠过的雁群一样，虽然宏伟壮观，但现今早已是消逝的空谷足音。在徽州，每当想到那些落寞苍凉的徽商们，看到那一幢幢代表辉煌的大屋慢慢变得腐朽，我总是嗅到一股墓穴的味道。当时有一句谚语非常有名:“生在杭州，玩在苏州，葬在徽州”。徽商的大批返乡，从本质意义上来说，都是把徽州当成“墓地”来看待的。从繁华的都市来到偏僻的徽州，实际上也是一种安葬啊，是心灵的深埋。在这里，是聆听不到世间的脚步的，也感受不到时代的脉搏，更无法呼吸到海洋的气息。安静的徽州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坟场。在这里，徽商可以安居乐业，白天呼吸着新鲜空气，夜晚则透过头顶上的天井，一睹满天星光灿烂。这样的情景，是一种遗忘，是一种逃脱，也是一种“安乐死”。

　　人生永远是一个圆，有时，终点变成起点，真是一件惨痛的事。在写作此文的过程中，虽然还是初秋，我总不时感到一种彻骨的寒意从心底蔓延上来。我为那段中国历史深深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