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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新论■蒋京议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并列存在的二元架构是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然而，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研究和解决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其核心内涵则是关于社会相对于政府的自治功能及与其的互动程度。因为，从政府与社会内在联系和互动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考察，社会功能的不断强大已经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向前发展的一种
动力性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解决好政府与社会的职能分工问题，对于探求当代中国社会自治的实现方式，统筹协调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展望现代国家与社会健康关系的美好前景，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家与社会并存的二元架构是一种历史现象
发端于西方１７—１８世纪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化架构，在理论上被看作是对国家权力的分割与制衡，它是对封建专制的一种革命和进步。而关注中国“本土情怀”的学者们认为，“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是从那种并不适合于中国的近代西方经验里抽象出来的一种理论构造”。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过去那种简单的现代化思维范式已经开始让位于反思现代化的思维范式。这种反思不仅是重新评价既有的价值理念以及社会制度的过程，同时更是重新认识我们的生存环境以及我们自身的价值，亦即把人的发展植根于社会与国家矛盾及其发展的历史变迁之中。
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市民社会所具有的制衡国家权力的功能，经常性地使它们之间处于对立和紧张的状态，为此，西方国家也在进行着不断的调适和修正，竭力调处个性与共性、公域与私域、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厘定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使国家与社会及公民之间达成某种妥协与均衡，进而实现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然而，从深层次上进行分析，这样的调适和修正在最本质的意义上，是国家与社会及公民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博弈，所以无论从哪个视角进行考量，都很难找到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良性互动的关系及其实现路径。
然而有学者认为，“西方模型只有在历史意义上说是西方的，但在社会学的意义上说，则是全球性的”。特别是随着市民社会理论和实践的不断系统和深化，社会与国家的“牵连与互动”充分体现了超西方的价值观念，由此我们的分析视野并不在于“二元架构”究竟是不是现代化进程所必须的，而在于不可简单照搬西方模式，并如何真正赋予其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过去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认识和实践上的偏差及失误，因而实行了高度集权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形成了国家包揽和控制社会，权力遏制和侵吞权利的非均衡、不正常状态。进而在２０世纪末，由众多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市场化和民主化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调适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发挥了过去曾被消解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由此可见，市民社会并不是一种自然和不变的事物，而是一种历史现象；也不是一种僵化和固定的模式，而是具有不同特质的社会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进入我们视野中的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应该是扬弃和超越了与国家“抗衡”为起始点的“公民社会”，而这个新的广阔空间既不同于西方的“市民社会”，也不同于传统国家的“民间社会”，它最终将属于整个人类社会。转型中的当代中国恰恰就是在这样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加速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它决定了中国社会与政治架构既不可照搬西方模式，也不可固守传统和拒斥世界发展潮流，而必须在反思、超越和建构的基础上，肩负起自主创新的重大使命。
社会结构变迁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创新的重要根源
社会结构是社会要素之间相互关联的一种基本方式，而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精神领域的有机结合则构成了社会结构的基本框架。从理论上讲，一切社会中的“三大领域”应该充分体现各不相同的轴心原则，进而发挥各自的社会功能并共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但是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政治权利直接具有经济和社会意义，从而造成了诸领域以政治领域为中心的依附状态，展现了一种单元板结的社会结构。于是，政府在行使国家职能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两个方面的重要特征，即高度集权和计划管理，特别是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政府直接掌握着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企业完全依附于政府并且成了政府的附属物。在这种政治领域对经济领域进行强控制的条件下，企业效率低下而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中国社会的自由空间逐渐加大，资源流动不断加速，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集权体制在经济、政治、思想等方面的基础，整体性、同质性社会开始解体，引发了中国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利益分化和资源分散水平不高、社会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不力，社会的自主自治自律性较差，加之“国家主义”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等等。为此，加大以“小政府、大社会”为取向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已成为进一步推进社会自主性与多元化发展，建立起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的重要前提。
在对我国社会结构变迁和调整的一般性考察中，我们发现，从国家政治领域对经济领域控制变化的角度来理解政府职能的转变，不仅更接近整体性的客观现实，而且对于政府把握其职能转变的总体方向，具有更加重要的宏观指导意义。因为，以政治为中心的领域“合一结构”向各领域“分离结构”的发展，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趋势，而社会领域分离的程度则取决于经济领域中市场经济对社会秩序重建的能力及其影响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职能转变的决定性因素应该从社会领域分离的动力机制中去寻找。只有这样，才能使现实政府正确选定职能转变的目标，确定政府发挥职能作用的范围和强度。
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趋势下，由于政府及时放松了对经济领域的过度干预和严格控制，因而有效地促进了社会领域的分离和社会结构的调整。我们已经充分地看到，在我国现实社会中，不仅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精神领域之间拉大了距离，使它们处于了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而且各个领域开始更多地去追寻属于自己的目标，使得各自的价值原则更趋独立。社会各个领域的相对分离，要求政府在实现由社会控制转向社会服务这个重大转变的基础上，对社会的不同领域进行职能定位，妥善处理好不同领域之间的职能分工问题，有效地培养社会的自治能力，进而在社会公共管理中加强现实政府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实现政府的职能转变的本质意义，就是要保证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以至社会诸领域之间的健康关系，以形成相对独立、互为作用，共同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动力性资源。
政府适度分权是增强社会自治功能的重要前提
在中国社会开始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人们不得不考虑政府职能转变这个现实问题。因为，在“全能政府”的模式下，政府的生存和发展将越来越面临重重压力和困境。归结起来讲，其原因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的运转需要依靠财力的支撑，即政府管理是有税收成本的。然而庞大的政府机构必然造成高额的行政成本，这决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社会财力消耗的经济问题，它完全有可能成为引发民怨进而影响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二是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使得政府单方面的不可治理性程度在加大，传统意义上的“强政府、弱社会”，以及“全能政府”单独主治的局面，已经难以解决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因为，社会越向前发展，就越需要政府实现由社会控制向社会服务的重大转变，妥善处理好政府与社会及其社会中不同领域的职能分工问题，进而有效地培养社会的自治能力，把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作为现实政府的主要职能。
要实现政府职能的这种重大转变，关键在于政府向社会适度分权。政府主动“减负”与向社会分权，一方面充分表明结束“大政府小社会”的时代正在和已经到来；另一方面，也向我们提出了“大社会”如何进行构建这个崭新课题。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大社会”是凸现公民价值与权利的民主社会，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一个具有现代精神的社会，还应该是一个倡导公民参与意识与责任意识的社会。公民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既不是自发形成的，更不能用虚幻的强制的共同体主义的主张来提供补偿，这种“共同意识”必须纳入规范性和机制性的社会实践的框架之中，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依靠机制诱导而非靠行政强制的时代。所以，选择增强社会自治能力的实现途径，必须创造出形成这种“共同意识”的机制与条件，进而激发公民更多的投入、更多的参与、更多的共同行为，使政府与社会及公民之间形成一种以责任、妥协、宽容为特征的平衡和互动状态。
这种机制及其状态的形成，需要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建立起一个宽厚的中间层，即一个能够提供制约和纠错功能的健全的公共领域。这个领域是一个具备成熟和完善的社会自治组织的系统，这些组织具有根据国家法律注册的合法身份，它们依靠法治来实现自己维护公共权益、提供公共服务的活动目标。尤为重要的是，法律划分了公民社会与现实政府各自的活动领域，不允许政府随意干预公民社会的内部事务，以保障由众多民间自治组织形成的公民社会成为一个真正的自主领域。然而，当这种机制形成以后，这些民间组织在社会上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并且能够得到公众和国家立法机构及政府的尊重，进而使公民们能够以权力委托者的身份并凭借自己的组织力量，一方面去影响和监督政府，另一方面与政府携起手来共同治理社会。
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发挥民间自治组织作用的意义将更为重大。因为，他们不仅能够动员和集中大量的社会力量和资源来参与国家建设，而且它在政府作用力相对薄弱的领域中拥有很大的能量，能够帮助政府解决一些容易被忽视的边缘性问题，推动社会广泛关注和帮助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弱势群体和贫困地区，这对于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以及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改革的顺利进行，将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作者为中共吉林省委党校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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