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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报 梅森
近来，户籍制度又成为千万万人特别是农民兄弟们十分在意的话题。从1958年到现在的47年间，由户籍制度引出的人间悲欢故事，想必受此约束的人都有感受。这里不表，只就户籍制度的经济意义做一个简要分析。
先说几个对比数据，据国家统计局资料，去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而据经验值估算，从农田里出来的农民工，扣除其吃住开销，年纯收入大概在6000元左右。也就是说因流动而增加了翻倍的收入。目前我国农民工约有1亿多。仅从收入的角度看，1亿多人的收入翻番，其巨大的经济意义是可想而知的，更不用说流向发达地区的农民工创造的其他社会价值了。更何况这一巨大的经济效益，已不止一年贡献于社会了。要知道，这都是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管制相对松动的结果。
说起人口流动管制，其实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两千年多来，人口流动制度的变化始终和当时的社会安全和经济稳定状况密切相关。以汉代为例，汉丞相萧何编制的《户律》搞编户齐民，实行非常严格的户籍管制政策，并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将户籍管理上升到法律的高度。翻看连绵的历史典籍可知，历史上，通常在战乱、灾荒、社会变革等非常时期或社会问题比较严重的时候，才会实行非常严格的人口流动管制政策。
回头看看建国以后的制度安排。1958年1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毛泽东主席签署，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完整的户籍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此条例确立了一套新的户籍管理办法，它包括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等多项人口登记规定，并以法律的形式对人口流动进行了严格的管制。现在，如果我们对照一下当时的社会背景，就会发现那正是在大跃进之风炽热时期，而饿死了数千万人的三年自然灾害可巧也接踵而来。因此，这项条例的颁布对当时社会稳定的意义是可想而知的。
一个社会离不开管理，特别是人口流动问题，离开管理是不可想象的。单纯从经济的角度看，1958年起实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必需的，也是有效的。随后的饥荒之年，如果人口毫无管理地盲目流动，造成的社会危害与社会管理成本将是无法想象的。这个制度在当时对稳定社会经济有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条例的颁布也在城乡之间、城市之间构筑了一道道高墙，而现在为各方人士深感头痛的城乡“二元经济”也由此蔓生出来，并一直影响着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困扰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现在，随着中国经济日趋活跃，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劳动力问题，已成为影响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管制相对松动许多，农民出来打工，城乡间人口流动已是很平常的事，但由于户籍管理制度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城乡居民之间的差别性待遇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农民工的歧视性遭遇时有发生，而这一切都牵动着户籍管制这个涉及千家万户的最敏感的神经。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现有的户籍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已日趋严重。现在，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调整人口流动的制度问题，已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课题。户籍制度要改，但怎么改，大有讲究。一般说来，在保持社会安全稳定的前提下，人口流动管理方法的改动，应该朝着有利于改善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的方向去努力，就目前而言，应该朝着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方向去努力。
当然，户籍制度的变化，决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还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法律制度等课题需要同时加以研究。但不管怎么说，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应是此项改革首先要考虑的命题之一。在社会平稳发展时期，人口流动的巨大经济效益已十分明显地呈现在大家面前。而户籍制度改革又将会激发多大的经济潜能，显然是可以乐观预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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