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林：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冷战博弈框架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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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极化的注重地区博弈的政治格局和气氛，地缘政治的小规模长期化的对抗性的趋势，排斥而又相生的区域集团间战略诉求，导致了博弈论重新登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领奖台

　　“为什么有些国家、团体和个人可以和平地解决冲突，而另一些国家、团体和个人却 不断地被冲突困扰呢？感谢奥曼和谢林的研究，为这一自古以来困扰我们的问题带来启迪。”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主席如此解释罗伯特·奥曼和托马斯·谢林获奖的理由。

　　10月10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将本年度

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理性研究中心的罗伯特·奥曼(RobertJ.Aumann)教授和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系暨公共政策学院的托马斯·谢林(ThomasC.Schelling)教授。这是博弈论领域自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以来的第二次获奖。

　　1994年，谢林和其他几位博弈论学者一起，曾是该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热门候选人。但最后桂冠落到了约翰·豪尔绍尼(JohnHarsanyi)、约翰·纳什(JohnNash)和莱因哈德·泽尔藤(Reinhard Selten)三人头上。

　　博弈论可以划分为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两大领域，10年前，在非合作博弈均衡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三位博弈论专家豪尔绍尼、纳什和泽尔藤最终问鼎了当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今年则是合作博弈领域的两位专家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谈到两者的差别，1994年诺奖得主之一的泽尔腾说，合作博弈强调团体理性，应用的范围超出经济领域，而达到政治、军事等领域；而非合作博弈强调个人理性，研究人们在利益相互影响的情况下如何选择策略，以获得自身利益最大化。

　　在很多论文的开头，谢林都引用了日常生活中的例子。他不但想使文章看上去有趣，而且更想解决现实社会的实际问题。

　　谢林对战争有着透彻的理解，并做出了精辟的阐释，他的理论影响了一代战略思想家，并且使得经济学语言通俗易懂，不再为数学语言所左右。

　　在马里兰大学的网站上，谢林简历的“专长”一栏写着“外交事务、国家安全、核战略和武器控制”谢林的学术领域涉及军事战略和武器控制、

能源和环境政策、气候变化、核扩散、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外国援助和国际贸易、冲突和谈判理论、种族隔离和融合、征兵、卫生政策、烟草和药品政策、公共政策和商业中的民族问题等等。

　　这位84岁的学者，现在仍在马里兰大学的讲台上传道授业当初就是因为哈佛大学对退休年龄有一定的要求，他认为自己“身体很好，还可以继续教书”，因此从哈佛大学转战马里兰大学。

　　1948年，一个电话改变了谢林的生活轨迹。当时刚刚完成哈佛大学博士课程的谢林接到一个朋友从华盛顿打来的电话。这个朋友给谢林提供了参与马歇尔计划的机会，谢林因此去了欧洲，参与欧洲支付同盟(EPU)的谈判工作。

　　马歇尔计划是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美国的“援欧”计划，从1948年4月至1952年6月，历时4年。在此期间的1950年9月，马歇尔计划的16个参加国宣布成立欧洲支付同盟，奠定了贸易支付逐步自由化，贸易限制逐步减少的基础，并为欧洲日后建立各种自由贸易区提供范例。

　　1960年，谢林出版其经典著作《冲突的战略》一书。在书中，谢林运用博弈论对讨价还价和冲突管理理论作了非常细致的分析，这些理论被运用到国际关系领域，并成为奠定国防经济学的著作之一。

　　谢林认为，“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势弱的一方通常会成为强者。”对此也可以理解为，将自己固定在特殊的谈判地位是有利的，当任何一方认为对方不会做出进一步的让步时，协议就达成了。因此可以认为，谈判的实力就在于让对方相信你不会再让步了。为此，谢林还进一步描述了能够把自己锁定在有利地位的三个战略，即不可逆转的约束、威胁和承诺。

　　这个重要观点在当时的美苏军备竞赛中就被美方转换成这样判断：当核武器可以彼此毁灭时，当威胁是可以“置信”时，当报复的承诺非常有“硬度”时，危险往往能转化为生机；而如果这种报复的能力是“不被观测”到的，或者不是可“置信的威胁”，那么危险以疯狂的速度增长。

　　实际上，冷战的对峙没有最终引发核战，正是20世纪各方合作的结果。美国一改对前苏联实施大规模报复的既定政策，转而采取保持二次打击能力以避免对方突袭的策略，其中，谢林的理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对于伊朗和朝鲜，谢林的忠告是：“不要碰这个禁忌。这是一个应该被珍惜的传统，美国通过保持这个传统，比任何人获益都多。我认为美国政府并没有理解的一点是，通过避免将核武器公开升级到任何形式的使用的可能性，我们就能获得最多的益处。”

　　稿件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作者：冯亦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