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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林
近日最牵动舆论神经的新闻，莫过于哈尔滨停水风波：因怀疑前段时间的爆炸事故造成松花江水体污染，哈尔滨市做出“临时停止供水”决定，政府启动紧急预案，成立由省长任组长的“应对松花江水污染工作领导小组”，采取有效措施治理污水。针对市民对再度供水是否能保证安全的疑问，省长张左己说，这一点请大家相信，政府一定会对百姓负责的，
“４天之后，第一口水我先喝。”（１１月２３日《人民日报》）
第一口水我先喝——言下之意很明显：如果水有问题，第一个受害的将是省长。为了争取公众信任，高官把自己的健康推到危机应对的风口浪尖，主动把自己当作“治理人质”，这种道德勇气确定让人佩服。不过，这种看上去很有力的承诺，如果理性审视一下，就会发现其实很无力：凭什么说“省长喝过第一口”的水就是安全的？老百姓的质疑难道要的只是这种道义承诺？
以“自己先喝第一口水”来传播公信力，看起来很有“牺牲精神”，其实包含着这样一种逻辑：领导先喝第一口水，表明领导充分相信水质，因为领导相信水安全，领导的判断高于百姓，所以老百姓也应该相信水没事儿——显然，这里面包裹着一种“官本位”思想，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信任机制是非理性的，因为这种逻辑中老百姓没有自主自足的东西。
韦伯区别过三种信任模式：传统型、个人权威型和法治型，“先喝第一口水”的承诺就属于个人权威型，其实，公众的质疑主要是想追求“法治型”：需要有一种公开透明的危机治理机制，让老百姓自己的眼睛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整个治理过程，掌握充分的政府信息和水质信息，从而根据自主的理性做出关于水质的判断——“先喝第一口水”的承诺中，只有省长一个人的知情而无普众性的知情。
另一方面，以“先喝第一口水”担保水质，是以“个人信用”来为一件关系到千百万居民健康的大事作担保，这种担保是很无力的，张省长再高的信誉也担保不起。凭什么说“省长喝过第一口”的水就是安全的？一个人的承诺负载得起几百万人的生命安全吗？所以，只有制度性的“公共信用”才能进行理性的担保，才有足够的信用分量。
说到底是危机治理中“人治”与“法治”的距离，“先喝第一口”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恰恰是根深蒂固的人治思想。
如果是以法治应对危机，高官不应该说“第一口水我先喝”，而应该第一个保证及时公开危机治理信息，第一个身先士卒地履行政府责任。领导第一个上，冲在队伍的前面，死而后已——这是革命战争时代流行的政治品质和动员手段，在当下时代的危机治理中，“第一个上”应该从道德勇气转化为一种对法律的尊重。
如果是以法治应对危机，高官不应该说“第一口水我先喝”，而应该说“如果谁喝水出了问题，我第一个承担责任”，现代政治应是一种责任政治而非道德政治。“先喝第一口水”承担的只是非常狭隘的“试错”责任，而“第一个承担责任”背负起的才是完整的危机治理责任，表达的也才是法治自信——老百姓需要依赖的是正是这种自信。非典的治理经验早已表明：只有法治，才能让我们安全地渡过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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