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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叶子他们在武汉拥有自己的住宅甚至自己的公司，但他们的户口却不在武汉。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项调查结论，家庭年收入6万元－50万元，就是“中产阶层”。而他们的家庭年收入多在10万元以上。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就是中产阶层，而称自己是农民。区别于因大中专毕业后就业、工作调动等原因进入城市、有城市户口的“移民”，部分社会学者称他们为城市“新移民”。什么是城市“新移民”呢？一社会学家给出的定义是：一群户口不在本地的外乡人；在城市里有较高的经济收入；已经在城里买了房子，并携家带口在城市生活
；对所在城市有自己的理解，与本地人相比，显得不安于现状，目标明确并为之努力。不论这个定义是否准确和全面，但它至少勾勒出了一个群体的大致特征。近日，记者对武汉“新移民”作了一番探访，发现他们中的一些人，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50万元之间；他们大多数来自湖南、江西、河南、重庆和本省的农村，至今户口还在农村。与城里人不同的是，他们在商业活动中，不找银行贷款，多半通过熟人融资或老乡之间互相借贷。“遇到”较大的项目，他们就从老乡中间选出一个德高望重的人牵头，赚了钱之后，大家按事先的约定分成。有关专家保守估计，武汉城市“新移民”至少有8万人。
李华：来汉近20年，仍自称农民
今年45岁的李华，户口仍在洪湖市一个小乡村。他在武汉拥有三套房子，总面积超过300平方米。李华初中毕业后，在老家学了三年木工。1987年，李华认为农村没有多大的发展空间，就随老乡一起到武汉做木工活，当时主要是帮一些高等院校做桌椅，通过几年的努力，他攒了2万多元。1992年，他改行在武汉做玻璃生意，主要是为一些单位安装玻璃，顺便也接一些家庭装修的活儿。两年之后，他接了一个较大的装修工程项目。“当时，我一个人无法完成工程，就从老家请了一些亲戚来帮忙。”李华说，这个工程做完之后，他赚了50多万元。从1995年开始，他将业务重点放在一些大工程上。1996年，李华帮一家单位的住宅楼做装修，对方欠他40多万元的装修款，没钱给他，愿意给他四套房子抵装修款，李华只好勉强同意。房子到手后，李华遭到了妻子的责备。因为，1996年武汉房产市场并不景气，那时单位福利分房制度还没有取消。李华只好托人将房子低价卖出，可是没有人愿意买。挨到第二年，武汉房价有所上涨，他将这四套房子卖出去之后，居然额外赚了10多万元。1998年，李华主要帮一些房地产公司做窗户和门，每次结工程款时，李华不是要现金，而是要住宅楼，对方也爽快同意。就这样，他一边做窗户、门，一边靠卖房子赚钱。到40岁时，李华共卖出了17套房子，个人资产已达到200万元。40岁那一年，李华觉得自己在城里生活比较稳定了，就将全家接到武汉来住。李华说：“虽然我在武汉有三套房子，但并没有把户口从农村迁到武汉。”他认为，户口是一种身份的证明，作为一个农民能在武汉生活得很好，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他说：“我虽然不能享受城里人的某些待遇，比如医保、社保，但我觉得自己活得比较实在。现在我能给子女提供很好的学习环境，希望他们通过考大学的方式将自己的户口留到武汉。”2001年，李华在武汉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主要做塑钢门窗业务，如今已将业务做到西安、郑州和太原等城市。据太原商人高先生介绍，李华在太原从不说自己是武汉人，而只是说老家在湖北农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师郭莉博士认为，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新移民”心目中，一纸户籍十分重要。在某种程度上，户籍是阻碍他们把自己看作城里人的最重要原因。李华坦陈：“自己刚进城时，对自己在武汉人心目中的形象十分敏感，往往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或一个眼神，就感到我们与城里人的不同。”
毛小勇、葛新平：两种进城类型
今年31岁的毛小勇，老家在湖南益阳农村。1995年，他从中央工艺美院毕业后，追随爱情来到武汉。因为他是自学考试毕业生，一直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1996年，他找家人借了8000元钱，在湖北美术学院附近开了间美术用品专用店，两年后，他又自筹资金办了一个印刷厂，专门生产美术写生的本子。如今，他在武汉已经有了两家店铺，并且在昆明、重庆、贵阳等地办起了连锁店。毛小勇说：“我虽然在武汉有一套130平方米的房子，但户口一直没有迁到武汉来。”他解释说，房子办的是按揭还款，因为做生意讲究现金流，自己不想把宝贵的现金沉淀在房子上。毛小勇称，像他这种想法的人，在武汉还有很多。毛小勇的妻子小沈介绍，户口不在武汉，小孩的教育是一大难题。小孩上学每年要交7000元的借读费，好一点的学校要12000元。今年27岁的葛新平，原是重庆一乡村学校的老师。2002年，葛所在的学校缩编，他在竞争中出局。当年，他离开家乡来到武汉。不过，他的到来，有他父亲十几年的铺垫。葛新平的父亲1988年还是在武汉打工的一个普通农民工，经过多年奋斗，如今已是武汉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葛新平来武汉后，经过与家人商量，投入200多万元购买了近十套房子，陆续租了出去。葛新平除了帮助父亲打理业务外，平时，他就开着车到处收房租。如今，这些房子的市价已接近400万元。葛新平说，与他父亲做生意的，有江西、湖南、湖北、江苏等地的人，他们原来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现在大多数有自己的小轿车和产权住宅，做的生意多半是水管、钢材、水泥、塑钢门窗等与房地产有关的业务，年龄多在38岁－45岁之间。葛新平介绍，其中有些人资产过亿元，但不熟的人很难知道其家底。他说，有一高姓农民目前在武汉、荆州、郑州等地都有自己的公司，虽然每个地方的公司名称和法人代表不同，但实际上幕后掌权的都是高老板。葛新平介绍，这些“农民商人”与其他商人相比，一般低调许多，而且在吃和穿方面都很朴实。走在大街上，人们很难把他们与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联系在一起。他们中的很多人在银行里有大笔存款，是为子女上学、养老、医疗而储蓄的，不会随便用于投资。
“新移民”·农民工·户籍制度
武汉理工大学教师申来津博士据各种资料估算，目前，武汉有约80万暂住人口，其中因公出差、借读培训、治病疗养的约为十万人，农民工约为六十多万人，还有8万到10万“新移民”。申来津认为，农民工不能等同于“新移民”。“新移民”一般有较强的创造财富的能力，在武汉有固定的住所或公司（店铺）。农民工则是单纯地靠体力赚钱，没有固定的住所或公司。当然，有些农民工在奋斗数年后将跻身“新移民”之列，就像目前的“新移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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