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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教育成本的记忆已经远逝
张乔亚是一个有20多年教龄的老师，他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大饥荒岁月里，和许多同龄人一样，伴随着新中国那段风云变幻的政治岁月，他下过乡，当过农民，幸运的是，70年代末恢复高考以后，他考上了一所师范院校。“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上学一般不会给家庭带来什么负担，相反，在当时，考大学也许是改变一个人一生命运的惟一机会了。”在张
的回忆中，那时的小学到高中基本上是义务教育，每学期的学费是2-4元不等。虽然当时人们收入很低，城市职工一个月的工资才十几二十来块，农村一个工分只有几角钱，但对于大多数并不富裕的家庭来说，孩子读书的负担并不大。一旦上了大学，基本上就不用家里花钱了，因为国家全包了，对于家庭差的学生来说，每月还可以享受到17-23元不等的助学金。一般来说，一个贫困家庭出身的孩子，只要能够考上大学，不会给家庭增加任何负担。并且一旦毕业，就意味着成为吃“皇粮”的国家干部。但是，当时能跳过高考这道“龙门”的幸运儿实在是少之又少，张的一位同学连考了7年大学都没能考上，只好进入一家纺织厂当了工人。“当年是想上大学却考不上，现在却是上了大学却供不起了。”张苦笑着对记者说，今年，他的女儿考上了南方一所有名的艺术院校，学费每年要1万元，加上生活费，4年下来估计将近10万元，为此，张老师决定放弃买房的计划，一心一意供女儿读大学。
教育成本：从免费午餐到昂贵大餐
不过十几年的时间，教育收费已从最初的“小心翼翼”演进为如今的大步前行。追溯最初的源头，对高校从免费到收费的改革始自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出台，提出高等教育“可以在计划外招收少量自费生，学生应交纳一定数量的培养费”。从此，开始实行高等教育收费双轨制，只对部分自费生、委培生和定向收取学费。直到1989年，国家才对高等教育进行收费，当时的收费也只是象征性的收200元，但总算迈出了高等教育收费的关键性一步。1993年，我国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和东南大学开始收费并轨试点。1996年在部分高校试行并轨招生，学费一下子涨过2000元，这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1997年全面并轨后，学费一直徘徊在3000元左右，人们也渐渐适应了这种制度变化。2000年，各地高校收费标准猛涨，普遍提高15%左右，有的地区提高20%，学费超过4000元。北京市的大学学费一般专业每年每生介于4200至5000元之间，理工科专业介于4600-5500元之间，外语、医科类专业学费介于5000-6000元之间，艺术类院校突破一万元，只有师范、体育、民族等专业较低。事实上，不单单是高等教育的收费水平在突飞猛进，在小学、中学这样的基础教育领域里，收费也随着市场化的推进水涨船高。在许多城市里，从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的择校费、赞助费，都显现出这个社会的多元化取向。“到天津读三年高中都要花10万元，这种教育的贵族化倾向可取吗？”这是一位学生家长向记者发出的质疑。事实是，一些教育资源相对发达的城市近年来实行的异地招收高中生的做法在社会上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反响，支持者谓之是“合理的平衡地区间教育资源差别”，而反对者则抨击为“教育不公平的畸形现象”。南开大学教育学博士刘清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教育上的高收费现象归根结底是“我们这个社会改革进程中的一个阶段现象”，教育指向的是公平，但就目前来看，绝对的公平很难实现，现在这种差异化的教育现状实质是社会贫富分化之后的一种市场选择。
教育高消费的社会之痛
对于如此高的教育收费，曾有一个22155人参加的网上调查，认为价格合理的占13%，勉强接受的占24%，难以接受的占63%。11月18日，石家庄市统计局城调队一位人士告诉记者，他们做过一份调查，今年1-9月份，石家庄的城市居民在教育文化娱乐方面的人均支出是740.71元，比去年上涨了16.9%，相对于7465.49元的人均收入来看，在教育方面的支出大约占到了10%。“无论是上涨的幅度还是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石家庄市民的教育支出在全国来看都并不算多，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于，本地人的人均收入还相对较低。”据记者了解，在许多城市，教育支出在家庭中占比的上涨幅度正越来越高，有的城市甚至超过40%。有关专家分析，导致家庭教育支出增速不断加快的原因有很多，有社会的原因，也有家庭的原因。经济增长带动家庭收入增长和支出增加是大环境。在家庭因素上，一方面，现在多是独生子女家庭，家长不忍心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在教育方面给予了最大的重视和支持，不少周边县市的孩子进入中心市区就读；另一方面，随着民办学校增多，高等教育普及，人们受教育的机会增多，家庭用于教育的支出也将以每年约20%的比例上涨。目前城市中日益兴起的“名校热”，也助长了家长教育方面支出的大幅度增长。值得注意的是，教育支出有很大部分是一些额外费用，如参加各种培训班、课外辅导甚至出国留学等等。这部分支出可说是家长“自投罗网”，心甘情愿地在自己本已沉重的包袱上加上不轻的担子。不少家长从孩子幼儿园起就开始交各种赞助费、择校费，盲目为孩子“进补”各种课外辅导，几乎超出家庭可承受的水平，这也导致教育费用高居不下。
数据：49万元是这么算出来的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安琪主持了一个名为《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的调研报告。该报告称，从直接经济成本看，0至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将达到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则高达48万元，估算30岁前的未婚不在读的子女的总成本达到49万元。这还未包括社会赠送、学校免费、春节压岁钱等5万至6万元的收入。按照该研究的统计，孩子的零花钱和压岁钱两项人均年进账达2300元，最高达4万元。此外，这49万元尚不包括孕产期的支出以及从孩子孕育到成长过程中父母因孩子误工、减少流动、升迁等自身发展损失的间接经济成本。徐安琪认为，由于不是从0岁开始对孩子进行30年的追踪调查，因此，49万元的孩子成本并非是目前30岁孩子的家长已经支出的费用，而是以2003年的物价水平，0-30岁孩子的父母在一年中平均花费的相加之和。
钩沉：上世纪30年代的教育消费
在30年代，我国的大学收费情况大致分为3种：国立大学每年约22—40银圆，师范类甚至不收学费；私立大学每年约45—120银圆不等，中间数约为90银圆；教会大学每年约160银圆。30年代我国民众各阶层的收入情况又是如何呢？根据当时的社会调查报告《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所提供的数据，30年代初，一个典型的工人4口之家每年平均生活费为454银圆。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通常为16—33银圆之间，平均约为22银圆；每个家庭必须有两个人同时做工方能维持生计。所以，一般劳动人民家庭若要供一个孩子上大学，只能是国立大学，如北大、清华、交大、北师大等等，或免费的师范院校。30年代，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大约5—10%，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两个月的平均工资。而贵族化的“教会大学”的学费占平民家庭生活费的份额为35%，即三分之一。3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起点月薪一般为50银圆；待遇高的可以拿到80银圆。一般从事脑力劳动自食其力的知识阶层，如中学教员、工程师、记者、编辑、职员等等，月薪在100—200银圆之间。大学教授平均月薪为350银圆；一级教授最高月薪可达500—600银圆。
溯源：免费——收费——高费用，高校价码一路攀升的现实路径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出台，提出高等教育“可以在计划外招收少量自费生，学生应交纳一定数量的培养费。”从此，开始实行高等教育收费双轨制，只对部分自费生、委培生和定向收取学费。◎1989年，国家对高等教育象征性的收200元，迈出了高等教育收费的关键性一步。◎1993年，上海外国语大学和东南大学开始收费并轨试点。◎1996年，部分高校试行并轨招生，学费一下子涨过2000元。◎1997年全面并轨后，学费一直徘徊在3000元左右。◎2000年，各地高校收费标准猛涨，普遍提高15%左右，有的地区提高20%，学费超过4000元。北京市的大学学费一般专业每年每生介于4200-5000元之间。理工科专业介于4600-5500元之间。外语、医科类专业学费介于5000-6000元之间。艺术类院校突破一万元，只有师范、体育、民族等专业较低。本报记者：赵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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