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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沈卫威新版《无地自由——胡适传》
■李传玺
沈卫威是我国著名的研究胡适的青年学者，其新版《无地自由——胡适传》近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运用了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胡适全集》里的大量资料，全书近
六百个注释，有一半来自全集，因而具有新的风采。
沈卫威从徽州文化的角度，分析了胡适性格中积淀的影响和因子。这是作者于此书新加的部分。作者概括了徽州文化的生成，徽州山多地少且贫瘠，迫使山民开拓出两条生路，一是利用山地种茶、制漆和制墨，一是脱离农村外出经商，后者既使地域经济发展，又导致闭塞的山区较早开化。经商谋生是一项艰苦的脑力和体力劳动，少小离家，历尽艰险，以求发家致富，这需要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开拓和创业精神，于是徽州人有了“徽骆驼”、“绩溪牛”的赞誉。胡适一生秉持自由主义信念，以社会的良心，为推动自由、民主、公平、理性这些人类最基本的价值的实现而不懈努力，是不是就含有这种基因呢？胡适对这两种称谓是十分欣赏的，并为此写了条幅自赏且赠人，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到了南宋，由于靠近临安，更使徽州商人得天时地利之便，徽州经济更显繁荣，同时商人为了求得社会地位而纷纷融入官场，于是出现了“学而优则仕”、“仕而困则商”的士商合流现象。徽州人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开始注重发展文化教育，出现了程朱理学，出现在各学科学者辈出的徽州学派。徽州学派的基本特征为实事求是，敢于怀疑，敢于推翻旧籍。胡适能在新文化运动早期，以开现代学术之先风，代表新一代文化再造者的形象出现，除了因缘时会，准确契合时代的脉搏，是不是与这种早年接受的治学涵养有关呢？胡适自己常常说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如此答案仍是肯定的。那么沈卫威新加的这一部分的价值就体现了。读者于此可以很清晰地了解掌握徽州文化的生成、发展及内在本质，以及由它们压缩成的胡适内在性格的圈圈年轮。
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应是胡适出任抗日战争前几年中国政府驻美大使一段。沈卫威很深刻地剖析了胡适出任大使和担任大使的矛盾心情。在抗战正式爆发之前，胡适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一直提倡和比战难，故而被时人讥为主和派，同时他一直坚持独立思想，珍视公开批评政府的自由，根本不愿加入政府。可当战事发生后，政府要他担任驻美大使后，他毅然抛弃前述观点与态度，开始肩负国家重任。那首题于赠送陈光甫照片背后的小诗：“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拚命向前。”最能表现此时他的心态。由于战端一开国家经济困难，他到任后竟然有两个月时间无法支付大使馆工作人员的费用，他只好自己借钱垫周转。更主要的是他这个一直没有政府工作经验的知识分子，突然一下走上政治舞台，而且是担任外交官，一种内在性格上的不适应甚至矛盾与对立。胡适学术求实认真，生性胆小爱面子，现在却必须打破这些，要与各色人等打交道，甚至与魔鬼与伍，还必须承受撕下真诚的人情味，而换上人性扼制的假面。胡适基本上克制了这些矛盾，很好地完成了国家所赋予的使命。他四处演讲，宣传中国抗战的真相，以唤起美英等西方世界对中国抗战的理解同情与声援。他和陈光甫一起完成了战时美国对中国的第一笔借款。他四处奔波游说，阻止美国中立法案的通过与美日会谈。他积极争取美国总统罗斯福，某种程度促成了美国的对日宣战。要知道，胡适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在经历一系列诡谲时事和人与他人的变数中完成的。汪精卫叛逃，珍珠港事变，累病住院两个多月，蒋介石对他的不信任等。由此可知他所做的一切是多么的不易，非有坚忍不拔的意志不行。透过沈卫威的剖析，我们看出胡适身上、一个中国真正知识分子身上所充实着的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爱国主义情怀。在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光辉时刻，我们不能忘了胡适为抗战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沈卫威很好地刻画了胡适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改良式的议政干政的轨迹。胡适非常推崇范仲淹的名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构成了他一生议政干政的基本品格。虽然他在留美初回国时曾立誓，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他还是于１９２０年８月１日自《争自由的宣言》开始，走出了书斋，代表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站到了议政干政的前台。他提倡“好人政府”、“联省自治”、批评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和国民党专制独裁，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他抛出“和比战难”的观点，到了１９４９年国民党败退大陆后，他虽然抱定要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宗旨，但仍然和雷震等人一起办起了《自由中国》，并且支持雷震筹组反对党。对胡适两次较为突出的干政，一次是《新月》时期，从人权与约法的角度，对以党治国、武人政治的批判，一次是《自由中国》时期，对独裁违宪、军警横行的批判，沈卫威作了高度评价，对前者，沈卫威说他和罗隆基、王造时、梁实秋等人的批判，是对刚刚建立起来国民党政权精神支柱的否定与动摇；对后者，沈卫威说：胡适在《自由主义》中所申述的自由主义的四项意义：自由、民主、容忍反对党、和平的渐进的改革。在２０世纪他生活的大半个时段里根本无法实现，但他留下了关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和为之奋斗的社会理想。这也正是胡适的意义。
沈卫威还对胡适批判时勇敢决断与遭压迫时最终妥协的主客观原因进行了深入挖掘。客观原因是由于国民党思想与体制的腐朽以及内部的诸多矛盾，当然也由于文化界思想界教育界有很多人支持他拥护他，而他自己也一直坚持着如此干政议政的基本品格、一个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心的基本态度与自由民主理性公平的人类的基本精神，这是他勇敢的基点；妥协呢？本就持着改良的动机，“我们不问谁在台上，只希望做点补偏救弊的工作”，再加专制独裁力量的强大，尤其是晚年他更是把台湾国民党政权作为自己的最终依附，这就使他一到批判的临界点更浓重的黑暗压迫下来时立即俯首遁形。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一个具有如此改良动机的知识分子尚且不被相容，此社会制度的腐朽堕落甚至不可救药的本质得到显现，且不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即使任何一个正直善良的人的无地自由的精神生存境地的困窘也得到显现；在这种困境中，作为任何一个知识分子的个体，要么彻底叛逆，要么屈膝妥协。叛逆之后怎样呢？在一个只有两极对立的时代，另一极可能只是相反的模仿，就能真寻到自由么？曲膝妥协呢？只要你的社会良知不灭，只要你的知识分子的品格仍存，你的内心就必须经受着灵魂被撕裂的难以言说的痛苦。胡适最终走向了后者，谶语般完成了自己人生的悲剧使命。
胡适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面镜子。而沈卫威此书则成了明亮这面镜子的最好水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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