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思立：农民工沦为城市过客是最大的不和谐

　　■本报记者范思立

　　农民工，他们大多从乡下来到都市，为的是挣钱养家糊口，也为城市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们的血汗劳动和低廉工资，也为推动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做出了巨大牺牲，但他们却受惠不多。他们都是农民，是占国家８０％人口群体的一部分，是这个国家的柱石和基础。他们的公民权利、他们的生活长期以来缺少应有的关注，他们是最易被忽视的人 群，受着大部分城里人的歧视。

　　老苏的十年都市生活

　　见到他已是晚上八点多了，老苏领着小舅子和一个学徒刚干完活回来。很快就开饭了，一大家子人哗啦一下挤满了这间局促的小门脸，它还要兼做卧房，全家就着简单的饭菜囫囵下肚，这样开始了与老苏的攀谈。

　　老苏从河南许昌农村出来，现在媳妇和一双儿子都在北京，小舅子两口和小姨子也一齐投奔过来，一家人吃住在一块，一块打工。“我刚来北京什么都干，只是近两年才稍稍稳定下来。”老苏来京已十余年了，可还是操着很重的口音，但白皙的脸褪去了几分种地的痕迹。他们现在主要搞家庭

装修，因为技术不是很过硬，不敢接要求太高的活，相对本小利薄些。即使这样，老苏也乐得可支，他大小也算一个工头，“领导”着小舅子和徒弟两个人，一些具体的活已不用亲自上手了。

　　“我在许昌老家都买楼房了，和村子人比起来已经很不错了。”老苏凭着他的吃苦勤奋有一些积蓄，他笑嘻嘻地对记者说，“出来打工肯定比在家种地好几倍，但是家里的地也没有撂荒，春秋我们回去种和收，平时雇人打理。”以后有什么打算，老苏毫不迟疑的讲，“等我干不动了，就回老家。在城里谁管你呀，还是回家得好。”

　　当问及一双儿子上学的事情时，他又沉重起来，“他们的上学费用现在是我最大的负担，但又不能不让娃上呀。”看着两个不知愁滋味的孩子，记者和他们聊了聊。

　　“喜欢北京还是老家？”“喜欢老家，可是北京大，所以也喜欢北京。”

　　“现在的家不就在北京吗？”“不是”

　　“为什么”“……”

　　两个顽皮孩子的无语，更让记者无语。

　　匆匆结束了对老苏一家的探访，他们明天还要早起干活呢。走出老苏昏暗的家，眼前的灯火通明灼痛了记者的眼睛，那是一座富丽堂皇的高楼，此时感觉是那么地不协调。

　　农民工的苦与痛

　　老苏起早贪黑，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吃了饭躺下看会儿电视。他只想每天能多挣几块钱，这样每个月就能有多的钱贴补家用。他最怕的就是生病，哪怕是感冒发烧都怕，最想的就是孩子能考上大学……

　　这就是一个普通农民工的自白，他们没有远大的理想，他们生活在底层，他们没有接受任何资助，没有享受任何福利，在关键时候，他们也是最容易被遗忘和欺压的群体。而且，农民工在城市最终必须离去，上一代农民工在劳累中慢慢老去，他们下一代或像他们的父辈一样，还是这个城市的过客。城里人所拥有的，他们基本上没有。

　　老苏个案还算农民工当中境遇好得，有多少农民工的遭遇让人无法相信，更让人发聋振聩。

　　近年来，国内因拖欠农民工工资而引发的纠纷大量增加，其中不乏命案。据全国总工会不完全统计，到２００４年１１月中旬，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约有１０００亿元。为了索要农民工的１０００亿元欠薪，整个社会至少要付出３０００亿元的成本。

　　除了拖欠工资外，农民工合法权益被侵害还表现在工作环境恶劣、缺乏劳动保护、超时疲劳工作现象十分严重，以及由此引发的职业病和工伤频发。而出人意料的是，有调查显示，许多工人还是想加班，“因为不加班工资很低”，由此可见，雇主把单位时间的劳动报酬压到最低，迫使工人选择用加班形式多挣一点钱。此外，对工人封闭式的管理把各个工厂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工作之外单调而贫乏的业余生活，使他们能够忍受加班的疲劳。

　　有学者指出，农民工的心理特征正像边缘性人格障碍症患者一样，现实对欲望的无法满足带来了他们对现实的愤怒，农民工在对城市、农村双向逃避的同时，也有对城市、农村的双向对抗，如对现实社会的反感、不满及敌对情绪，背离传统道德，代之而起的是欺诈、行骗、及时行乐等极端个人主义等。

　　农民工制度存在突出问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现有进城农民工１．２亿人，他们主要是来自中西部贫穷的农村地区，２００４年全国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为５３９元，而同期的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是１３３５元。这组数据意味着，２００４年全国因为雇佣农民工一项就节省了１１４６２亿元的工资开支，相当于当年中国ＧＤＰ的８．５％，这大体相当于中国当年的经济增长率，可以说民工的劳动推动了

中国经济的发展。尽管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可他们的孩子却不能在城市上学、家庭不能团聚、没有社会保障、没有医疗服务、没有就业培训、缺乏社会支持。这就导致他们的基本权利屡遭侵害，甚至剥夺了他们在城市的生存与发展机会。

　　专家提醒说，人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安全的社会，必须至少是一个人人享有基本生存保障的社会，如果我们社会的一部分人失去了这种保障，或者一部分人的幸福生活必须由另一部分人来支付代价，那么这个社会将缺乏安全感，也有违我们建设

和谐社会的神圣宗旨。

　　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农民工目前是在经济和社会双重作用下的弱势群体，这与不合理的农民工制度有直接关系。正因为农民工没有自己的组织资源，因而没有能够参与市场博弈的平等社会地位。说白了，农民工利益受损，正是这种政治权利缺失的反映。

　　根本解决之道在哪里

　　“农民工现在考虑最多的不是工资多赚１００元还是少赚１００元。”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陆学艺说，“如果农民工在城里可以过上小日子，孩子可以在城市上学，家人能够在城市团聚，能够在城市里看病，能够获得各种社会保障，可以在城市安定下来，这个意义远比多赚一两百元工资要大。”

　　由于农村依旧贫困，返乡的农民工大多数仍然会寻找机会外出打工，打工几乎成为他们改变命运的惟一途径，但城市又不允许他们定居下来，于是，农民工就只能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进退，并随着民工潮的涨伏而钟摆式地在城市与乡村间来回摆动。

　　民工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是让他们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建立社会支持体系，让农民工转化为城市市民。目前，我们社会结构发育的不健全，包括“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户籍制度，是农民流动和城市化适应的最大障碍，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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