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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悬念，事前期待的奇迹并未出现。主导近期召开的美洲峰会的美洲自由贸易区问题并未达成一致；而作为此次峰会主题的“创造就业、消除贫困、增强民主执政能力”甚至都未能成为会议的核心议题。从这两点来看，需要讨论的没有得到重视，成为议题的却没有任何建树，这次美洲峰会未能逃脱彻底失败的宿命。究竟是何种原因左右了美洲国家的选择？这种选择将会对未来美洲国家的经济政治走势带来怎样的变数？中国及亚洲国家能从中汲取哪些经验教训？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新自由主义与新发展主义之争一方面是“南北合
作”屡屡受挫，另一方面是“南南合作”节节开花。其背后凸显的南美国家在发展道路上有了新的选择———基于中国和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新发展主义”，不再盲从于美国和IMF等国际组织的药方———基于传统发达国家和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这可能也昭示着IMF所热衷的单一药方的“破产”。事实上，遵照IMF的提议，实行自由化以后，上世纪90年代南美国家普遍出现了经济萧条、本地经济空心化、失业率节节攀升的状况，甚至在阿根廷等国家还爆发了“美元化”危机。新自由主义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未能考虑各国经济本身的特殊性及经济发展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南美国家经济的特殊性表现在虽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但是总体上都是引入外资带来的经济增长，植根本国的民营经济并未得到长足的发展，而且在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过程中出现了急剧的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许多国家资源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如矿山、油田、农场等。贫富分化加剧，社会动荡不安；自由贸易则根本不可能存在。就是美国等一直以来倡导自由贸易的西方国家也一直在为本国的贸易保护政策辩护，如迟迟不肯取消农业补贴。同时最近两年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各国之间的贸易冲突接连不断，甚至连WTO这样的自由贸易组织也深陷止步不前的泥淖。这一切都使得南美民众“新自由主义的迷梦”被无情的现实击碎，进而开始怀疑欧美国家推动自由贸易的动机，认为欧美的真实目的只是为了倾销其工业产品和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同时还利用种种壁垒阻止南美农产品进入欧美，这对真正发展南美的本地产业，促进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百害而无一利”。与此同时，中国及亚洲国家采取了与新自由主义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由政府推动的市场经济改革———新发展主义却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甚至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国家（如韩国）都未遵照IMF的要求进行改革，却在短期内使经济奇迹般地复苏，并在许多产业方面实现了突破性的进展（如三星在电子消费领域的成就足以比肩任何一个西方跨国企业）。这些成功在使南美同行们艳羡不已的同时，也使南美国家的领导人开始认识到因循守旧，墨守IMF的规则早已为时代所抛弃。引入亚洲模式与增强南南合作认识到不能再为墨守成规所困之后，要做的当然是引入先进的、更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南美和东亚国家同属南方集团，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也相当类似，如人口众多，经济基础薄弱，多以农业为主等，因而中国与东亚经济发展的模式应当更适合南美的国情。南美国家许多左派领导人上任之后，首先做的就是加强政府领导力量、缓解社会矛盾、重整国民经济，这些措施均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就连一向自大的美国媒体（如《纽约时报》）都不得不称赞巴西新总统卢拉的改革政策。但是许多西方媒体也同样担忧南美将放弃自由主义的道路，要求政府对其施加压力。事实上的确如此，南美国家开始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不再受到西方势力的影响。委内瑞拉经济学家豪斯曼在研究中发现：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全面市场化并不能带来经济增长，贸易自由化也不意味着财富滚滚而来。发展中国家最需要的不是市场自由化，而是有指导的投资和在政府帮助下加强企业竞争力。并认为，这正是东亚国家采取的经济政策。他们的部分研究结果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施蒂格利茨的支持，最近二十年世界经济的增长更加佐证了这一论点。而对于中国及东亚国家来说，借此机会扩大与南美经济的合作同样具有深远的意义。中国与南美之间不仅具有相同的经济历史，同样在现在拥有深广的经贸合作空间。鉴于巴西、智利等国均非APEC国家，签订双边经贸协议将是必经之途。巴西、阿根廷已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去年出访南美期间更是达成了一系列实质性的合作协议，还与智利宣布两国开启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出乎不少国家的意料。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彼此不搞发达国家那种靠设置经贸障碍图利的方式，进行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南南合作”的典范。
《国际金融报》(2005年11月18日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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