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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兴庭
东亚运动会在澳门举行，据说刘翔在机场是以110米跨栏冲刺的速度逃离汹涌而至的媒体的；而郭晶晶，作为澳门特首特别邀请的“东亚运大使”，更是险些被人群挤伤。中国青年报的报道说，中国的体育明星正从英雄化走向娱乐化。相比他们在运动场上的成绩，不少媒体更关心他们的私生活。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因为政治需要，我国体育长期忽视甚至压抑着个体的发展。如今对体育的认识，正逐渐冷静下来。体育在过去承载了太多的政治理想，是应该回到它本应该有的游戏和娱乐功能了。体育报道是新闻媒体中最为开放的部分，在经过实践的探索和阵痛的反思，“体育新闻报道已经逐步抛弃了以往的精神定性分析模式，回归本体性的阐释，使之从崇高的中心迈出来，走向娱乐、游戏的边沿，把真正的体育美直接显露给受众。”（万晓红）这对于大众来说，无疑是一场“人文关怀”的盛宴。
然而，后现代主义也是一把双刃剑。如今，奥运冠军已经走下了英雄主义的神坛，但毫无疑问，他们又走上了市场经济的祭坛。如果说英雄是现代主义的主题，那么，娱乐毫无疑问是后现代主义核心内容。解构崇高，消解英雄，在后现代的文化视野中，庄严、理想、神圣的事物成了游戏，而金钱的力量则无所不在，市场逻辑统治着一切。体育的娱乐化，伴随着的是体育的产业化，体育竞赛业、体育健身娱乐业、体育彩票业，这些产业朝气蓬勃、日进斗金。
学者沈语冰说，后现代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反理性主义、道德上的犬儒主义和感性上的快乐主义。在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追求中，市民艺术一贯追求的感官刺激和新奇事物被不断放大。相比较体育明星的比赛成绩，一些绯闻、争议或小道消息更受关注。而体育道德呢？在体育的娱乐化过程中，也在不断被消解。黑哨、假球、假年龄、兴奋剂事件、金牌内定、黑箱操作，这种种“不道德”的状况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发生，总是欲盖弥彰。体育反正娱乐化了，似乎谁也没空把它真正当回事。
有人说，中国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相互对立又相互妥协的共生性系统。毫无疑问，在“体育”这个大视野中，往往也是后现代主义文化与主流文化共存。这种妥协性或曰二重性，何尝不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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