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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论坛■吴忠民
纵观邓小平思想的发展脉络，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邓小平实际上有两个战略构想：一个战略构想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另一个战略构想是消除社会不公正现象，实现共同富裕。这两个战略构想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如果只是注重其中的一个战略构想而忽略了另一个战略构想，则会对中国的整体改革进程产生十分有
害的影响。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邓小平提出了为人们所熟知的“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战略构想。邓小平指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在改革的初期，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平均主义观念的根深蒂固，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压抑了中国社会的活力：计划经济体制严重地束缚了社会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合理流动；而平均主义观念则意味着形成了另一种形式的不公现象，即：贡献较小者、能力较弱者对贡献较大者、能力较强者在机会占有方面、在劳动成果分配方面的剥夺。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有力地冲击了计划经济体制和平均主义观念，有效地激发了中国社会的活力，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这一战略的正确性，已经被中国社会经济的实际进程所证明。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但是，还应看到，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出现了明显的不协调的现象，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种种令人担忧的社会不公正问题如贫富差距过大问题、失业问题、社会保障缺位问题、社会歧视问题、社会公共事业有所滑坡问题等等相继出现或加重。这些社会问题对于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产生了越来越明显的负面效应。
针对中国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邓小平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明确地提出了另一个战略构想，即：消除社会不公正现象，实现共同富裕。
我们从《邓小平年谱》中可以发现，邓小平退休以后的几年，对于社会不公正、共同富裕一类的问题越来越关注。比如，１９９０年他指出，“我们是允许存在差别的。像过去那样搞平均主义，也发展不了经济。但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搞共同富裕。我们要的是共同富裕，这样社会就稳定了。”“中国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１９９３年邓小平在同自己的弟弟谈话时表现一种很深的忧虑，他指出，“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发展。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并没有把这些问题的解决放到遥远的未来，而是有着一个明确的时间表，也就是在２０世纪末的时候就应当重点考虑这一问题。当我们引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名言时，不能忘记邓小平同志在其著名的南方谈话中所说的另一个与之相辅相成的、极为重要的战略构想，否则就会陷入以偏概全的误区。就贫富差距的过分悬殊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以邓小平的两个战略构想为尺度，可以对迄今为止的中国改革进程进行一个基本的判断。从邓小平的第一个战略构想也就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角度来看，我们做得比较成功。改革开放以来，就总体而言，中国已经比较成功地破除了计划经济体制和平均主义观念的束缚，使得社会群体、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形成了差距，使平等竞争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进而有力地推动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更为重要的是，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如个体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阶层、自由职业人员阶层等等相继出现，中国同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初步形成。虽然在有的地区、有的行业当中，“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任务尚未完成。但是，就全国范围来看，第一战略任务已经大致完成。
从邓小平的第二个战略构想亦即消除社会不公正现象、实现共同富裕的角度来看，我们尚有很大的努力空间，任务比较艰巨。现在，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合理的区间。按照经济学家的调查，２００２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０．５５；社会学家的调查也显示，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０．５３或０．５４左右。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经达到了５－６倍，居世界之首。中国现阶段的群体性事件也有着进一步加重的趋势。这些，已经对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产生了愈加明显的负面影响，不利于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如果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社会群体少数社会成员一方，那么就说明社会发展的成果只是为少数社会群体少数人所享用。这样的发展不可能是真正的发展，而只能是畸形化的发展。“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显然，对于邓小平的第二个战略构想亦即消除社会不公正现象、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如果不予重视的话，那么，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重温邓小平两个相辅相成的战略构想，使我们深深地感到：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重视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把社会公正放到一个更加突出的位置。应当清醒地看到，“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胡锦涛）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念、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以及“十一五规划”都明确地将社会公正放到了一个更加突出的位置。反思这些年的一些做法，我们在考虑改革与发展的问题时，往往容易走入一个误区，也就是过多地考虑社会成员的承受力。这种做法是很不全面的，过于功利化，立足点有问题。在某个特殊的时期，这种立足点还有一定的策略意义，但无论如何不应当长久。我们应当想方设法地多考虑如何使社会成员普遍受益、共同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问题。不能将社会成员视为被动之物，不能总是立足于让社会成员承受些什么，而是应当立足于让民众不断地获得些什么。改革开放２０多年了，我们应该考虑让广大的民众普遍地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而且，国家已经初步具备了这个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群众积极地认同改革、认同发展，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而广泛的社会共识，才能使改革和发展成为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共同事业，才能真正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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