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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是没有必要符号化占有、泡沫化使用的。顶尖的富豪，彻底的渗透。庆祝自己50岁生日时，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在英国伦敦宣布，将“捐出所有个人财产”，数百亿美元巨额财富将捐献给社会，不会作为遗产留给子孙。（11月2日《新京报》）
盖茨不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活雷锋，而是全球第一慈善家，在他“知天命”的时候，我要大声地说一句：学习盖茨好榜样！因为这位最顶尖的富有者、最顶尖的慈善家，拥有了
最顶尖的财富观。比尔·盖茨说，自己挣来的巨额财富对他本人来讲，“不仅是巨大的权利，也是巨大的义务”。
用好财富是一种义务，是一种责任，是一种能力。盖茨迄今已捐出总价值近四成的财富用于公益事业。公益成为了他的最大利益。盖茨这样走过的财智人生路是健全的，他是真正用“创造财富”、“用好财富”这“两条腿”走路的人，而只会创造与积累财富却不知道如何用好财富的人，是一条腿的瘸子。我们不能想象，如果比尔·盖茨是世界首位“吝啬鬼”，地球人将怎样被外星人笑掉大牙。懂得“巨大财富就是巨大义务”的人，是人类的智者，人类因此有理由为“人类金字塔”塔尖上拥有比尔·盖茨感到自在、舒坦甚至骄傲。
“行善”是财富，是最容易错过的财富，所以“最需要抓住”。2001年7月意大利《机会》杂志创刊时，比尔·盖茨在飞机上接受了一刻钟的采访，回答了三个问题：您认为最不能等待的事是什么？谁不会第二次前来敲门？现在最需要抓住的是什么？盖茨说：天下最不能等待的事是孝顺；而对一位四十岁的男人而言，不会第二次前来敲门的只有初恋；至于第三个问题，“恕我直言，是行善”。1993年秋天，比尔·盖茨和妻子梅琳达到非洲旅游，当地人民的极度贫困激起了盖茨心灵的震颤，回国后他马上建立了基金会，开展慈善活动，正是从那时起，盖茨抓住了“最需要抓住”的这个财富。我们要看到，如今，比尔·盖茨创造了地球上最巨大的双倍的财富（应该在“双倍”两个字下面加着重号）。
作为义务和责任的财富，是要抗击人类的耻辱的。也在最近盖茨说，过去20年里，全球疟疾死亡数竟然翻了两倍，这对全世界来说都应该是一种“耻辱”；如今，在非洲平均每天有2000个儿童死于疟疾。于是，他决定出资2．5亿多美元用以捐助治疗疟疾的研究与开发事业（11月1日《公益时报》）。然而，我们身边还有不少富有者不懂得用好财富是责任与义务，面对地球上的贫穷、疾病等等耻辱，守卫着自己的财富毫不动摇，终于守出了双重的“耻辱”。
马克斯·韦伯认为，在中产阶级仍很落后的国家，都曾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盛行不择手段地通过赚钱牟取私利，这几乎是一个无法超越的阶段；而成熟社会的标志则是，人们从物质的追逐中脱离出来，开始去发掘生命中另外一些抽象的、形而上的价值。那个“无法超越的阶段”，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正如古罗马哲人贺拉斯所说的：“一夕而暴富
者，绝少有善心之人。”我们国度目前还没有完全摆脱这个阶段，“富豪榜”与“纳税榜”的倒挂，让人感慨过；尽管“慈善榜”与“富豪榜”基本还是对应的，但捐出的与挣进的数额之比例还不相称，所以依然不那么令人满意。
当财富让道义无所归依的时候，财富就变成了符号甚至泡沫；当财富让智慧茫然失措的时候，财富就化为了负担甚至累赘。财富通常是被富豪自己给妖魔化了的。但是，当“为富不慈”一时成为普遍的存在，其背后的文化密码就值得研究与破解。在漫长而偌大的时空里，中国社会整体上并非为富不仁、为富不义、为富不慈，多数富有者心里其实都存有善念。像盖茨那样，个人对于财富的态度，需要豁然开朗；但是，个人财富态度的豁然开朗，毕竟还是个人的；要使中国的富豪们整体上对财富使用的态度能“豁然开朗”，有赖于制度环境的优化构建。目前来看，富豪们的“市场预期”，远远优于“制度预期”；制度环境对私有财产的中远期保障效力，还多少有些令财富拥有者狐疑。当国家的“软实力”强大到足够保障私人的“硬通货”，那么，财富的私人保有量必定会快乐地削减，转而成为慈善品。
学习盖茨好榜样，目前我们特别需要这样，尽管这还仅仅停留在道义上。
总有一种伦理可以沟通贫富，总有一个时代可以消弭贫穷，总有一批慈而善者不在巨富中死去。
我相信。（17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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