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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周，关于慈善的话题总让我心酸。
先是一个权威的统计数字让我心酸不已：在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超过1000万家的企业中，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这意味着，有99％的中国国内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形式的社会捐赠！
后有一个有些黑色幽默意味的故事同样让我心酸：有报道说，不少温州民企抢夺一张价值5万元的与电影明星、美国加州州长施瓦辛格共进晚餐的入场券，而与5万元一票难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温州慈善机构举办的“捐助6000元，可参加施瓦辛格晚宴”的活动中，竟无一人响应。5万元的和6000元的惟一区别是，前者可以和施瓦辛格同桌而坐，后者则不能。温州慈善机构的“一相情愿”是，企业如果给施瓦辛格妻子创立的肯尼迪特奥基金会捐款6000元以上，就能得到16日在北京举行的晚宴邀请函，而所捐款项，将直接作为温州医学院肯尼迪特奥眼科手术基金，为特奥运动员及贫困孩子重新找到光明。
不敢奢望1000万家国内企业中的每一家都能够为社会慈善事业伸出援助之手，因为每一家企业的经营状况不同，企业的性质也有所不同，但1％的捐助比例的确太过寒酸，难道我们的企业都是“冷血动物”不成？在证据确凿的统计数字面前，我们也许只能承认它们的“冷血”。我们可以为99％的国内企业不捐赠找出99条理由，诸如税收政策不完善、慈善组织影响力不够、善款去向监督机制不透明等等等等，但我们只能承认一个现实：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的社会慈善参与意识以及对社会所体现出的企业责任感处在一个如此可悲可叹的可怕境地。
企业是人办的，是由人来领导的，所以，国内企业在慈善事业上的羞耻记录，也同样是企业领导者、是那些被人们尊称为“企业家”的风光人物的羞耻记录。温州企业家们对待施瓦辛格两场不同“付费晚宴”的截然相反态度，足可以看成是国内企业家们对待慈善事业态度的一个缩影。商人们身上那种追逐名利光环的天生特质，在“施瓦辛格晚宴”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可以与施瓦辛格同桌的荣耀即使花费5万元天价也趋之若鹜，因为在镁光灯下与大明星大名人把酒合影是何等的荣耀；而6000元的“小钱”虽然抵不上老板们的一顿酒钱，但投到听不到任何动静的慈善事业中，即使是为家乡亲人造福的慈善事业中，也是“善财难舍”啊！
不由得让我想起跟随一家著名的跨国公司去西部贫困地区采访慈善事业的情形。那同样是帮助视障儿童的一次行动。看着那些极端贫穷的孩子渴望光明、渴望教育的样子，许多同行的记者都禁不住一洒热泪并慷慨解囊。令我非常感慨的是，那家跨国公司一位特地从美国总部赶来参加捐赠活动的高层人士告诉记者们：大家可以不用报道公司的这次公益举动，他说：“我们只是觉得作为中国的企业公民，应该为中国的慈善事业做出自己微薄的贡献。”我完全相信他的话是出自真心的，他和他领导的企业的确参与到中国的慈善事业中来，而不只是只想着怎么从中国挣钱。
虽然事情已经过了一两年，但回想当时的情景，依然令我非常震撼：一边是失明失学的贫困孩子，
一边是一家外国公司的慈善义举，在那个时刻，捐赠的数额已经不再重要了，关键是在场每一个人的心灵都受到了涤荡。从那次活动以后，曾经被我认为很高傲的这家美国公司的形象，在我心里也变得富有人情味了。
如果为国内企业在慈善事业上的不作为寻找“合情合理”的解释，应该很容易。但试想一下，外国企业投身中国慈善事业所遇到的制度障碍应该不比国内企业更小吧。如果连一家外国企业都以“中国企业公民”的心态积极参与到中国的慈善捐助事业中去，并且成功地体现出企业对当地的社会责任，那么，那99％在慈善捐赠上无所作为的中国企业还有什么说辞来推卸自己的苍白呢？企业存在于社会中，从社会中创造财富；企业家来自于社会，并成为社会的财富焦点，企业对于社会的责任、对于社会公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责任是不容推卸的。国内企业与国内企业家在对待慈善捐赠上的“集体失语”，显然不是来源与他们的“集体无意识”，而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内企业和他们的领导者社会责任感的缺失，他们显然更加热衷于身上荣誉的光环和财富的累积，而对于那些“扶危济困”却又多是默默奉献的慈善之举，则既不积极也不参与。
当中国的慈善捐助制度健全了，中国参与慈善捐助的企业和企业家就会多起来吗？这显然是个有趣的话题。在我看来，中国慈善事业不够发达、国内企业漠视慈善捐助的状况并不能简单依靠制度完善就能得到根本解决。慈善的背后是人性的双面，只有在国内企业界和国内企业家群体中间真正形成了足够的社会责任感，只有每一个企业和他们的领导人都真正意识到作为合格“企业公民”的含义所在，国内企业在慈善捐助上的“积贫积弱”状况才能得到彻底改观。
1000万家企业有大有小，但凝聚在慈善事业所收到的每一笔善款上的爱心则是同样博大的。如果每一家企业捐一元钱，就是一千万！当然不能如此要求所有的国内企业，但真的希望：国内企业和企业家们，能够早一天从慈善的侏儒变成爱心的巨人———而这，确确实实与捐赠多少无关。（17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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