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发展规划存在六个“两难”

　　——访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

　　本报记者 柏晶伟

　　建设节约型社会与发展需要消耗资源存在两难

　　中国经济时报：《规划建议》提出“建设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要有显著的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预示“十一五”期间要彻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您如何理解？

　　周天勇：我认为，ＧＤＰ单位能源消耗降低20％与人均ＧＤＰ比2000年翻一番，如果没有革命性的技术进步，是两个相当困难能同时实现的目标。因为：第一、财富生产规模扩大需要增加对资源，特别是能源的消耗。“十一五”期间，我国人均ＧＤＰ拟达到2000美元，即ＧＤＰ总量在2010年达到27000亿美元，比2005年的18340亿美元增加8660亿美元，即按现在的汇率，要增加7万亿人民币的财富。而由于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正从温饱型向小康富裕型转变，消费的内容主要是住房、高级耐用消费品、汽车等，资源的大量消耗在所难免，即我们现在的消费结构变动阶段，与美国消费结构中对低耗能的服务业需要较多不一样，我们处在高消耗能源的阶段。

　　第二、消费结构决定的工业结构处在一个较多消耗

能源的重化工业发展阶段。消费结构中的住房、高级耐用消费品、汽车等内容的比重增加，无疑决定了工业结构中的钢铁、建材、有色金融、化工材料等消耗能源多的工业要发展。除非人们还没有改善居住条件，住在条件较差的住宅中，将大部分收入用于旅游，才有可能绕过重化工业发展阶段。但是这种局面，除了回到统一制经济体制中去，否则几乎不可能。

　　第三、重点发展农村，分散经济需要更多的资源。我们在发展思路上是走聚集经济的集中发展的方式，还是走分散的发展方式。这也决定了同样产出下能源消耗的高低。比如，分散地给人口规模200人的100个村，建设20条路、供电线、电信接转站、自来水管线等等，与给集中起来的2万人的一个镇建设一条路、供电线、电信接转站、自来水管线等等相比，投资要大得多，供电线损率要高得多，运营维修费用也要多得多，建设占地也要多出来不少，包括前面说过，农村每人居住面积占用耕地水平也要比集中居住的城市高得多。因此，过于重点发展农村，也是与建设

节约型社会相矛盾。

　　建设和谐社会与就业压力、生产力水平和有限财力之间存在两难

　　中国经济时报：《规划建议》提出“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要“千方百计扩大就业”，要“合理调节收入分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缓解地区之间和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规划建议》将社会公平放在一个很高的高度加以强调。

　　周天勇：事实是，追求共同富裕，建设和谐社会，以及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低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城市和乡村之间发展位差两极张力，与我们的就业压力巨大、生产力水平不高、财力有限之间形成对比。

　　从各国发展的情况看，经济发展到人均ＧＤＰ1000—3000美元阶段，是居民、城乡和地区之间发展差距拉大的阶段。因为这个阶段要鼓励大量的创业和投资，有资本积累和创业能力的阶层收入呈优势性上升，而劳动力富裕则是劳动价格便宜，导致劳动要素在ＧＤＰ中的分配比例较低；乡村各种要素在土地上增收的边际潜力下降，甚至为负，而城市资本、劳动等要素的边际收益要比乡村高得多；从国内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关系趋势看，国内资本、人力资本、外资、技术等等，越来越多地向东部沿海地区积累，主要是因为东部的要素收益率要比中西部高，东部在今后一个发展阶段上积累了位势优势，在此期间很难扭转。

　　从财力上讲，虽然为了差距不要拉得太大，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控制，但是从生产力水平上讲，目前还不具备大规模向低收入阶层、乡村和不发达地区转移支付和“均贫富”的实力。从趋势上讲，“十一五”期间，要想缩小三大差距，实事求是地讲，是不可能的。

　　中国经济时报：您的意思是“共同富裕”是无法实现的？

　　周天勇：我认为，首先要鼓励投资和创业，再由国家进行“均贫富”的政策。这是在积极地追求和谐社会。而想主要通过“均贫富”的方式，忽视投资和创业，将农村闲置和城镇失业的人，都由国家供养起来，是消极地追求和谐社会，实际上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防止三大差距拉得太大，要在生产力水平低和人口众多这种国情下，共同富裕的关键是鼓励创业和扩大就业，尽可能地减少农村闲置和城镇失业人口。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规律来，许多国家劳动力的65—80％在自由职业、微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中就业，一国企业的99．5％以上是微型和中小企业，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平均人数是9—15人，而发达国家每千人微型和中小企业的数量是45—55个。我们国家，只有53％的劳动力在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中就业，每千人拥有企业数量不到10个。如果说失业危及中国未来的社会稳定的话，能稳定中国社会的出路只有一条，即党和政府要用最大的政策努力来发展个体工商户、微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再无其他可以选择的解决问题的出路！

　　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与政府改革无压力和无动力之间存在两难

　　中国经济时报：《规划建议》提出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政府改革已经呼吁许多年，您怎样评价这项改革？

　　周天勇：目前政府改革的重点主要是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是要把具有行政审批、生产建设、吃饭养人、收费罚款四大特征的政府，转变成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公共服务型的政府。实际上，目前政府的体制和收费及罚款，已经成了阻碍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因此，改革不是什么要释放经济发展的动力，而是要克服阻碍经济发展的存在于政府部门的各方面的阻力。

　　我们可以稍微分析一下各种改革得以进行的原因。农村改革是因为群众有动力，政府再从上到下强力推动，完成了其改革；城市国企改革，主要在财政不注资、银行不给效益好的企业贷款、股民也不再给效益差的国有控股企业继续融资的情况下，输入资源断裂压力，加上政府强力推动，导致其不得不改革；

银行改革源于政府关注并需要强力推动体制改革消化金融风险。因此，中国过去的改革，一是来自于基层的动力，二是资源输入断裂逼迫的压力，三是政府强力主导和推动。

　　而现在政府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难度在于：1、政府各部门，包括授权收费和罚款的事业单位，都可以收费罚款，审批寻租，不存在所依赖资源的短缺和断裂问题，政府部门自己没有改革的资源短缺压力；2、政府各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都是目前体制的受益者，改革必然会损害其利益，因此，自身对于改革不仅没有动力，相反会形成阻力；3、对于农村、国企、银行、居民等等推行改革，背后是政府这个强力部门，而对于政府本身，再没有强力部门去强制其进行改革。甚至像特别明显抑制创业和就业的工商管理和质检等部门各种收费和罚款这样的事，所谓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罚款分成的极不合理的体制，群众已经怨声载道，但是也很难改变。

　　因此，我认为，“十一五”期间，实际上政府改革，是自己改革自己，没有外在的强力、没有资源短缺的压力、没有自身利益增加的动力，只有防止权力和利益被缩小的阻力，结果可能会文件多、行动少，雷声大、雨点小，形式多、内容少，宣传多、实干少，很可能最后做做样子，不痛不痒，不了了之而已。

　　特别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除了改革行政管制、减少审批许可、立法民主、依法行政等等以外，关键是要建设一个公共服务型的财政。一是税收、收费和罚款要征得纳税和纳费人的同意，不能政府各部门利用公权，发个文件就可以收。二是财政预算要透明和公开，形成纳税和纳费人与政府之间的制衡，政府花钱，纳税和纳费人要同意，政府拿税费都干了什么，需要向纳税和纳费人说明。只有这样，才能把政府、政府各部门盖豪华办公楼，建设大广场、大草坪、大马路，公款吃喝玩、公费旅游、公车消费等过量消耗民财的现象从根本上控制住，才能将一个吃饭养人型的政府，转变向多支出于教育、卫生、科技、社保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型的政府。三是要彻底清理政府各部门、各行政性事业单位的收费和罚款项目，废除收支两条线体制，特别是彻底废除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罚款分成这种导致政府各部门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巧立名目，进行创收的体制。只留有少量的机构收费和罚款，并且收费与罚款和本部门的办公经费、基建经费、工资福利等毫无关系，行政与利益相分离，执法与收费相分离，建设一个干干净净的政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