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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剑荆
2003年10月1日出版的《南风窗》杂志发表了我的一篇政论文章，“财富增长与遏制中国”，这篇文章是我为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召开的中印关系研讨会撰写的“中国转型性增长与外交革命”一文的摘要。一个秋雨潇潇的下午，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期间的师兄汪大海教授来到我的办公室，建议我将这一主题扩展成一本书。我接受了这个建议。应当说，
对这个主题，我是有比较充分准备的。可是，一旦上了路，还是深感路途的遥远和艰辛。中间有几次，我甚至萌生了放弃的念头。但在大海兄和《南风窗》北京办事处主任何江涛等的督促下，我总算写完了全书。初稿完成时，又到了秋雨潇潇的季节。“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望着窗外的杨柳在秋雨中飘零，不禁感慨系之。之后，我赴香港大学访学，初稿的修改工作停了下来，当我回到北京，正值雪压枯枝的暮冬。这几个月的停顿，使我对许多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使我获得了批评者的眼光——像通常对待一个陌生人写的东西那样的眼光。本书的校改就这样伴随着春天到来的脚步完成了。
最近20年，中国经历了力量快速增长的过程。如何看待这一过程以及如何评价这一新兴力量，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但这些分歧并没有减少人们对中国的兴趣，相反地，中国越来越深入地进入了人们的“问题意识”之中。比如，围绕人民币汇率展开的旷日持久的辩论，中国纺织品引起的贸易争端，中国旺盛的能源需求导致的全球价格的上涨，欧盟对华军售在欧美之间造成的裂隙等等，都显示着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舆论的中心。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有一次向我谈起他认识的一位美国学者，这位学者说，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都发生在中国，而他所在的波士顿则成了世界的边缘。这句话虽然有点夸张，但是也确实道出了当今一个重要的事实，不仅对于社会学是这样，对于国际关系学来说，同样如此。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力量增长最快，同时被西方看来也是最难以把握的国家。即使抛开意识形态不谈，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的崛起，也会导致全球地缘政治经济形势的革命性变迁，二战后形成的国际体系的重组势所难免。大国博弈中的“中国因素”，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变量。
本书在国际关系的框架中讨论中国力量的增长，这一主题包含两个方面，即（1）这一新兴力量对国际体系的意义和（2）中国自身如何驾驭这一力量，如何使用所获得的力量。我认为后者更为重要一些。考虑到我们国家一百多年来的转型历程，这个问题或许称得上是本世纪我国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对于21世纪的中国而言，这是一个生死问题（我曾经在一篇专栏文章中把国际关系学称为“生死之学”）。如果说在90年代，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问题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那么决定中国命运的下一个关键问题将是“和平还是非和平”。这让人想起哈姆雷特的“生存还是毁灭，那是一个问题”。不恰当地套用顾准先生的表述，则是“娜拉出走后怎么办”的问题：经济学考虑的是中国经济如何增长，考虑的是财富的创造和分配，而国际关系学考虑的则是中国增长着的力量如何使用、如何在国际权力体系中和平地生存与发展。这两个问题当然是联系在一起的。市场化道路带来了力量的增长和社会结构的重新塑造，而这些又会外溢进国际体系中，从而使中国的国际形象带有鲜明的国内特征。比如，力量在国内的不均衡分布就具有重要的国际含义：新崛起的精英集团对自己力量的感知推动着中国崛起舆论的形成，而在市场化进程中利益相对或绝对受损的集团，虽然缺乏实际的力量，但经由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中介，也在精神上认同力量的价值观。
力量的世界观对于我们这个有着帝国传统和帝国记忆的国家来说，是很有市场的。力量强大的时候，我们是天下共主，欣欣然，陶陶然；挨打的时候，我们则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法则，试图用参透了的“森林逻辑”还击对手，国家间关系中平等的观念其实一直相当稀薄。人们总是说，胜利者的胜利，是因为胜利者有着更强大的力量。实际上，在力量的背后是制度和文明的竞赛。制度生产力量。制度也生产对力量的控制。在国家间的竞争中，最终落败的国家，其失败，不是因为制度生产不了足够的力量，就是制度生产不了控制，有时二者必居其一，有时则两者同在。力量强大固然不错，但如果没有对力量的控制，再强大的力量也还是不够强大；力量虽然弱小，但是如果能够控制，弱小的力量就会寻求与自己的力量相一致的目标，从而也可以避免失败。对于21世纪的中国而言，如何对待和使用自己新获得的力量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摘自《中国崛起》“自序”，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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