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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勇
应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邀请，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于11月8日至10日对英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在新世纪首次访问英国，将进一步增强中英政治互信，扩大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互利合作，推动中英战略伙伴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
今年7月，胡锦涛主席与英国首相布莱尔在苏格兰鹰谷的Ｇ8峰会上实现会晤，9月在北京胡锦涛主席又会见了布莱尔。中英两国元首之间这种频繁的接触和互动表明，双方已经在中英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性上形成共识。为迎接胡锦涛主席的访问，英国的《名流》杂志和阿高拉出版公司专门出版了《中国特刊》。布莱尔首相在特刊的致辞中说：“我确信胡主席的访问将标志着两国提高在全球合作方面的重要一步，将为面对21世纪的挑战提供更大的合作。”这进一步彰显了中英两国在发展双边关系时的世界眼光，以及面向未来的更大抱负。
中英两国在看待与发展彼此的双边关系时从来就不缺乏世界眼光，两国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大国，总是自觉地从全球的角度来审视对方。但是，近代以来，由于中国实力的下降，中英关系长期处于实力极不对称的格局下，中英关系对中国来讲则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可以说，中英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中国在上个世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实力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在亚洲和世界范围内都成为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这使得中英关系在历史上首次在一个实力相对平等的条件下发展关系，这也为双方关系的健康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尤其是二战彻底改变了原有的世界格局，打碎了欧洲继续主导世界的梦幻，也使得大英帝国从世界霸权沦为一个二流国家，这样，能否同中国发展一种建设性的关系，对于维护和提升英国的大国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2003年初，布莱尔在英外交部召开的驻外使节会议上发表演说称：“我们必须与那些国土和人口大国——这些条件使它们注定要成为经济和政治强国——紧密接触，以寻求共同立场。俄罗斯、中国和印度都是处于转型中的国家，它们的国力将变得极其强大。”
尤其重要的是，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虽然英国对中国未来发展存在不同评估，认为仍有某些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但“中国威胁论”的市场不大，相反认为中国壮大势头难以阻挡，并给予积极评价。布莱尔认为：“中国是一个飞速发展的国家，一个新的中国正在出现。要抓住中国正在创造的全球增长机遇。”英国最后一任驻香港总督彭定康认为：“在欧洲，任何一个严肃的人都不会把中国的发展视为威胁”，“中国近年来前所未有的发展表明，她将成为集政治、军事、经济为一体的世界级强国”。同中国建立与其现实和潜在国际影响力相称的关系，已成为英国的优先考虑。2004年中英两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随着中国实力的逐渐恢复，中国也以更加开放和积极的姿态活跃在国际舞台上。英国对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影响力的作用日趋重要。尽管冷战结束后，英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削弱，但由于它在世界上保有广泛的联系，可以说仍是国际舞台上一个重要的角色，英国外交具有务实、灵活的传统，常常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超出自己实力的作用和影响。因此，通过与英国改善关系带动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显然是符合中国利益的。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同美国的特殊关系及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力，通过英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中国与美国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同美国的关系。
中英两国关系的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是双方战略上对彼此认识的重要表现，也构成了双方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坚实的物质基础。2004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9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7％；今年上半年已达到110亿美元，同比增长30％。英国目前是中国在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并连续多年保持着欧盟对华最大投资国的地位。至今年6月底，英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达到127亿美元。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把英国作为其在欧洲发展的基地，目前中国（不含香港）已成为亚太地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对英投资国。
另外，由于中国和英国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双方都重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多边体系和全球治理规则，在维护全球和平、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有着共同利益。双方都十分看重对方不断上升的国际作用，都希望从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角度处理彼此关系，相互战略借重需求增加，在国际政治、安全、经济等广泛领域形成了一定的良性互动关系。目前两国已在广泛的领域逐步确立和发展起来一整套磋商、对话与合作机制。中英两国不仅建立了领导人年度互访机制，还确立了两国外交部之间的定期磋商制度，确立了中英贸易联委会机制和两国财政金融对话机制。两国军界保持高层交往，并确立了中英防务磋商制度。
英国同时还是欧盟的成员国，欧盟对中国的认知和战略定位，不可避免地会对中英关系产生影响。近年来，中欧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增强，2003年10月中国与欧盟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关系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历史最高点，战略成分明显增多。可以说，在当前欧盟对华关系的框架下，中英伙伴关系向积极方面发展的机会在增加。例如，彭定康在香港回归前曾经采取过与中国不合作的态度，但是在就任欧盟委员会对外关系委员后，执行了一系列对华友好的政策。当记者问到他转变的原因时，他回答：“我现在代表的是欧盟”，就非常耐人寻味。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英国在发展对华关系上也具有明显的两重性。英国在其对华政策中，对全球战略和经济利益的考量，明显优先于意识形态，但迄今为止并未放弃对华进行“西化”、“分化”的图谋，还不时地在“香港问题”、“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上用自己的政治理念和价值判断影响或干扰中国的内部事务，中英关系远没有超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冲突。但是，从中英关系近代以来的发展史上，我们也应该看到，中英两国各自的未来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双方关系的质量，这一点对中国尤其为甚。中国只有更好地解决好自身内部问题，创造一个和谐、公正、民主和持续发展的社会，才能使未来中英两国关系向着更加健康，也更加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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