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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2005年10月17日在上海病逝，享年101岁
巴金
□ 孙郁/文
在台北听到巴金去世的消息，友人们一片叹息。第二天看报，悼念的话题赫然登出，成了议论的热点。“巴金与台湾作家”、“巴金与民国旧事”等，被记者写得津津有味。台湾这个地方，有多少人阅读过巴金的作品，不得而知。看记者的文章，都有一点隔膜，仿佛这个新逝的作家早已成古董一般。新闻的热闹与读者的反映总是要有一点距离的。
我读巴金的书始于30年前。印象是这位谈论死最多的人，竟是中国文坛最长寿者。他写的第一部作品《灭亡》就充塞了死亡意识，文体后面是绝望的气息，似乎痛不欲生。他在1927年困居法国时，并不像那些唯美主义画家那样，沉浸在诗意的冲动里。他爱上了卢骚和罗伯斯庇尔，并染上了抑郁症。卢骚的洒脱并未打动过他，倒是其间的悲苦、明暗交织的情感缠绕着周身，以至觉得自己活不了多久，很快也要死去。此后，他的作品不断出现死亡意象，《死去的太阳》、《死》、《我之忏悔》、《第四病室》、《寒夜》等，让我们看到了自戕与自虐。然而，在泪水与无助里呻吟的作家，竟跨过了101年的岁月。他自己、包括他民国时代的读者，也未必预料到了。
巴金1904年11月25日生于成都，但他并不爱那个地方，很小就逃到外乡。我的父亲说他那代人都喜欢看巴金的书，大概出走家庭是彼时知识青年普遍的现象。《家》、《春》、《秋》是一代青年逃离故土、寻梦的象征。许多人并不是把其当做小说来读，而是人生苦闷的发泄文本，有诸多共鸣的东西。我一直觉得巴金在借小说谈己身的焦虑。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卢骚的书才是他的心寄之所。不过他终于未成为尼采、叔本华那样的人，因为在迷惘的同时，他还皈依了安那其主义的信仰。在气质上他和俄国的个人主义作家屠格涅夫、安德烈夫、契柯夫接近，有神经质和博雅的东西在。心性的核心，是儒家的逻辑方式。他反传统，用的却是传统的思维，所以《家》、《憩园》、《寒夜》那样的书，催人泪下之处多多，精神深处却在伦理的层面打转。京派的一些文人，不大看起巴金这样的人，原因是文字过于用力，感情外露，缺少平淡而静观的学识。巴金也厌恶周作人、废名这一类人物，以为远离苦难，故作高雅。从这个现象倒可以看出现代文学的分野。厌倦学院的教条和士大夫的清高，倒能注解出他的个性内涵。但他自身的弱点也由此暴露出来。至今一些青年人不太喜欢他的书，也许与此有关吧。
20年前我读研究生时，从东北跑到京城去查巴金的资料，在图书馆里看到他写的《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一书，抄了一大摞观点。还查到了他的那本《俄罗斯十女杰》，才知道他对社会学理论的兴趣，高于文学的兴趣。我看这样的充满信徒感的著作，坚信了巴金的文学之旅不过是信念的达成，他要表现的是安那其主义的价值理想。写作完全与唯美无关，与生计无关，自己要做的是布道，是播洒无政府主义的种子。所以他一生写那么多的书，要讲的不过那么点道理。《雾》、《雨》、《电》一唱三叹的图景，青年的血迹，在作者笔下完全圣经化了。巴金在自己的文字里建筑了一个宗教世界。他就陷在这样的梦幻里。我曾细解过这梦的生成过程，发现作者陷入自己的二律背反中。他越在道德的路上走得远，与自己的快乐也越远。作者无法说服自己，于是一会儿寻觅，一会儿幻灭，其哀婉起伏之状亦带有屈原式的泪痕的。
观巴金的一生就是在这种信与疑、疑与信中起落的。他的成败得失亦系于此间。没有人怀疑他的真诚，他因此而获得了很高的荣誉。即使那些不喜欢其文字风格的人，也对其人格魅力赞美不已。这个善良的老人一直努力挣脱对周围文化的认同，所以他从不去注释老庄孔佛，贡献给世人的是觉新这样受难者的形象，是汪文宣式的弱小者。我每次看他的书，印象最深的是对儒道释阴影的抗争。所以他说自己不是一个作家，那绝非自谦。人的存在的理由和意义，对他而言，永远要首先面对的。
这是对的：写作有时是生活的失败者的选择。巴金承认自己是一个失败的人，他的文本记录了一个时代的挫折。我每读他的书都要被其压抑的氛围所袭扰，久久挥之不去。但有时也想，他用了那么多的苦涩汁墨，却酿出了梦一般的蜜汁，也许代价太大了吧。何况里面还有那么多幻觉的存在呢？我在他的书中也觉出了不满足，比如缺少机智，过于抒情，智性被汉字中的伦常感所包围，失之于简单等等。他身后的一些青年人，某种程度摆脱了类似的缺憾。毕竟，文学有了更多的可能性，看着老一代人留下的作品，我们与父辈的感觉毕竟不同了。-
作者为现代文学专家，鲁迅博物馆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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