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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慈善机构不要钱而要义工？答案很简单，除了慈善家，一般人重视金钱甚于时间，他们宁可当义工而不捐款
□ 林行止／文
(一)
在8月下旬假伦敦大学书院召开五年一度的世界计量经济学大会上，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教授艾林仙(T.Ellingsen)和约翰逊(M.Johannesson)提出的论文《时间不是金钱》，一举推翻时间比金钱宝贵的“传统智能”！
除了向慈善机构捐款或富亲戚接济穷亲戚，一般人体现慷慨的手段并非以金钱而是以非货币媒介(non-monetary means)去表达。在西方社会，有能力的人经常帮朋友和邻居的忙，如清理花园、修理篱笆，“出力”帮忙被视为友情的具体化。谈到金钱，助人者固然因为不愿付出现款而慷慨不起，即使愿意付出，接受者有可能认为是对方的施舍，是对他的侮辱，因此会弄“钱”反拙；在一个组织之中亦如此，有心人会牺牲自己的时间去协助同事解决问题，但几乎没有人会出钱替他们解困分忧。
经济学家对慈善机构经常要求富裕阶级做义工一事感到困惑。他们指出，要这些人利用当义工的时间做他们最擅长的高报酬的工作，然后把所得的额外收入捐出，岂非对授受双方更为有利？答案是肯定的。利用当义工的时间去赚钱然后捐出，对接受机构来说，受惠程度肯定较高。这种推论绝对正确，实行起来则可能大有问题。因为高收入者不是无时无刻都有工作，这等于他利用“无工可做”即无收入没有“机会成本”的时间去做义工，因此不能“以捐钱代义务劳动”。
可是，在现实世界，为什么慈善机构不要钱而要义工？答案很简单，除了慈善家，一般人重视金钱甚于时间，因此他们宁可当义工而不愿捐款。
经济学家称当义工为“非货币的慷慨”(non-monetary generosity)。据研究，人们所以愿意这样做，原因有三。第一，对慈善机构是否善用金钱存有疑虑。第二，当义工是肉眼可见的“利他”举动——尤其是名人替慈善机构“无偿工作”的事实被传媒广泛报道时，当事人不仅自我感觉良好，且可轻易换得“善长仁翁”之名。第三，奉献时间完成某项工作，很可能较捐款来得有效率。
从古典经济学的立论基础“人人为私利而忙”出发，笔者对上述的推论有一点补充：以当义工代捐款的高收入者，还有藉公余做些与本业性质不同的工作以松弛神经的隐性诱因；这种推论如果不致远离现实，意味当“周末义工”不是单方奉献，而是有互补性即受授双方都可受惠的有意义的社会活动！
(二)
资金流往穷困地区，而穷困地区人民向相对较富裕地区迁移。移民大都是出卖体力做些如杂役、扫街、倒垃圾和清洁厕所之类的“贱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地人民生活品质提升了，因此不愿做这类“厌恶性工作”，非技术移民正好填补这种空缺；但有一点更重要而且经济学家并未提及的是，高薪尤其是专业性工作，几乎毫无例外是“保护性行业”，外来者被本地同行排斥，不易谋生，因此便少有这类移民。无论如何，大量输进体力劳工的移民趋势对“进口”移民地区极为不利——短期受惠长期有害。香港便是一个典型例子。
以色列海法(Haifa)大学计量经济学教授宾-格特(M.Ben-Gad)在会上提出《重要技能的互补性及移民过剩》的论文，以充分的数据，显示“进口”高技能移民对接受移民地区经济的积极影响，会十倍于“进口”非技术移民。他指出，非技术移民对接受移民地区富裕阶层有若干好处，比如可以相对其收入属于非常廉宜的代价雇请家佣，却因此令低收入阶层受害。他们的工作量被分薄了(低薪工人供过于求)，工资自然下降。这种现象不但加深社会两极化，而且对资本性收益毫无进益。
“进口”高技能移民的效果完全不同。那虽然会拖低接受移民地区高收入(主要是专业)阶层的收入水平——由于这类移民不会很多(高技能人才的培养较非技术工人难百倍，加上要打破保护网并非易事)，因此拖低幅度有限——但高技能移民会创造财富，对总体经济因而十分有利。换句话说，非技术性移民只会令移民本身受惠，但引入高技能移民，对接受移民地区的好处说不完！
对于香港来说，人口增长率0.65%，虽低于世界水平1.14%，却较欧盟的0.15%、英国的0.25%、中国内地的0.58%(且别说日本的0.05%)高，意味着“进口”低教育非技术劳工绝非香港长远之福。香港是考虑修订移民政策的时候了。-
作者为香港《信报》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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