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华到哈佛

　　任贤良

　　从繁忙的工作岗位来到紧张的学习环境，匆忙的角色转换令人起始很有些不适应。虽然也参加过各种各样的学习培训，包括中央党校的一年制中青班学习，但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紧张。从6月24日正式接到中组部的通知到6月26日报道，27日正式上课，短短三天时间，一切都感到无从准备。一开课就是双语教学，从早上8点到中午12点半，下午2点到5点半，每 天晚上还要阅读大量的案例。从起初的头疼脑胀、喘不过气儿，到很快适应、应对自如。短短三个月，转瞬即逝，只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太快。回顾三个月的学习培训过程，诸多的感慨，诸多的收获，概括为三个方面

　　在学习中提高创新力

　　从中央政治局每月一次的定期学习，到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的干部培训，以及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技术职业培训，一轮又一轮的ＭＢＡ、ＭＰＡ热，一个空前浓厚的学习风气正在全党全社会蔚然形成。正如党中央所指出的，我们当前既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期，又处在矛盾的突现期，有着许多我们所不熟悉、所不了解、所不掌握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知识。江泽民同志曾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强大的灵魂和发展的不竭动力。而创新，既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固有的，更不是凭空想象的。创新的源泉，只有来自不断的学习。近年来，党中央审时度势，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向全党发出全面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号召，并从各个层面加强干部的学习培训。正是从这一意义上，由中组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外国专家局组织，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清华大学、哈佛大学承办的此次为期3个月的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就显得更为非同一般。来自全国第一线领导岗位的61位市厅级和国家部委的司局级干部，不仅为党和国家把自己送入国内和世界顶尖大学学习而庆幸，更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难得的学习机会，深感所肩负的责任。只有抓住这一短暂而难得的大好时光，如饥似渴的发奋学习，才能不辜负党和国家的期望，才能更好地迎接工作中的挑战，也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

　　此次的学习与以往最大的不同，首先是案例的极大丰富。60多个案例，来自世界30多个不同的国家，既有发达国家英国、美国的经验教训，也有广大发展中国家印度、中国等国的可贵探索；既有经济的、政治的，又有社会的、管理的，具有极强的广泛性和实证性。对于我们这些参加学习的领导干部来说，公共管理作为一门全新的学科，进行专门而系统的学习，绝大多数还是第一次，新鲜、兴奋自然难免。这从课堂上的积极抢答，热烈讨论，甚至争辩，就足见一斑。由此也一次又一次赢得哈佛的学者和美国的地方官员，对这一批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年富力强、好学上进的中国官员的由衷赞叹。

　　如何确定政府在市场中的定位？如何发挥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如何应对突发性事件，加强危机管理？如何募集资金进行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如何面对媒体，引导舆论，避免被动，争取主动，最大限度地发挥媒体在公共管理中的积极作用？等等、等等。而后者，又正是我最感兴趣、触动最深，也让我思考最多的课题。

　　我曾在国家通讯社——新华社从事15年的新闻采访和管理工作，在西安市任市委副书记的近两年间也分管意识形态，2000年至今又任陕西省委宣传部分管新闻出版的副部长兼广播电影电视局局长，对如何同媒体打交道，如何引导舆论，特别是在新形势下，如何面对和管理媒体，有着许多切身的体会，甚至困惑。因为我们所面临的媒体结构和舆论环境与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初已有很大不同。改革开放前，我们的媒体基本上是单一的党报党刊和政府办的媒体，只要党和政府一声令下，基本可以做到“舆论一律”。而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当前，我们不仅有以党员干部为主要对象的党报党刊和官办媒体，更有以广大市民为主的覆盖面广、发行量大的都市类报刊，还有为广大青年和知识界偏爱的网络媒体，以及更为普及的大众手机媒体。我们很难再像以前一样，一声令下，“一刀切”地管住所有媒体，更不要说管好所有媒体。时代在发展，情况在变化，我们不能再“刻舟求剑”，用老脑筋去分析新情况，用老办法去解决新问题，以不变应万变，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或一有情况，特别是突发性事件，要不一声令下“封杀”，以不容分说的“不许报”企图压住所有媒体，堵住所有渠道。结果往往是东边日出西边雨，仍难免有漏网之鱼。一些都市类媒体更是以种种借口打“擦边球”，甚至为了抢新闻不惜冒着“炮火”前进。或一有紧急情况，又六神无主，穷于应付，被媒体牵着鼻子走，陷入挨打被动。在这次公共管理课程学习中，“西雅图固体废物处理局应邀召开记者新闻发布会”等案例给了我很大启示。1988——1991年，美国西雅图市对该市的垃圾处理系统进行了一次翻天覆地的变革。新任局长戴安娜·盖尔认为，要推进这项涉及千家万户和城市环境形象的改革，不仅要制定一个合理的市场推广战略，还必须借助一个可靠的媒体宣传战略，要教育和培训员工学会同媒体打交道。为此专门聘请了一家公关公司和一名全职公关人员，专门负责该局与媒体的关系。并请来电视台的前主播来局里指导，帮助局领导在媒体面前保持平和的心态来应对记者提出的挑衅性的问题。盖尔局长对下属说，不要把媒体看成敌人，要成为他们的朋友。要求下属，随着垃圾处理改革计划的实施，要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向新闻界通报情况，取得媒体的理解和支持。当改革计划在实施过程中因废物处理局的工作失误而招来媒体一片冷嘲热讽、批评挖苦时，盖尔局长又教育下属要正确对待媒体的批评：如果有负面报道，那么请你加倍努力改进。不要试图掩盖和解释什么，越掩盖解释越糟糕，也不要去试图封堵媒体，而要向记者继续提供好的素材。因为，没有人能保证会有一个非常合作的媒体。可是如果你不断地给他们提供素材，他们也会在你为难的时候手下留情，而且也会更愿意参加你的新闻发布会。

　　正是这种对媒体和公众的态度，西雅图固体废物处理局在盖尔局长的领导下实施的垃圾回收处理新计划，不仅得到了媒体的尊重配合，也得到了市民的理解支持，使西雅图的垃圾处理成了全美的典范。我之所以列举西雅图的事例，就是想通过这个案例说明，就如同在战争年代要求我们的干部要懂一定的军事知识和武装斗争的实践一样，在当前发展的新时期，我们的各级党政干部也必须学会在新形势下如何面对媒体，引导舆论。这是新时期提高我们党执政能力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并希望在各级干部培训中将此列为一个专门的课题，以帮助我们的各级干部提高在平时，特别是在重大突发性事件中驾驭媒体，引导舆论的能力。同时建议，抓紧在县以上各级党政部门和人大政协机关，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并设立专门机构加强不同次面的舆情研究，从而进一步提高引导舆论的有效性。

　　在比较中提高鉴别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对毛泽东当年这句至理名言，在此次学习中有了更切身的体会。出发前就听到一些舆论，说一次送这么多中高级干部到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去学习，难道就不怕被西化和分化吗？虽说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但也未免显得过于多虑。且不说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已经大大增强了我们干部的免疫力和判别力，仅就此举，也从一个方面足以说明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开放和自信。更何况，不入虎穴，又焉得虎子？正因为其发达才需要我们去学习，正因为是资本主义才需要我们去鉴别。我们这些干部虽然都不止一次地出过国，也参加过各种各样的学习培训，但像这样深入到美国社会，系统地在世界一流大学接受公共管理高级培训，还是第一次。在国内的六周学习，特别是国内一流专家学者对宏观经济、社会发展、金融改革、中美关系等方面的介绍和讲授，使大家对中国国情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和把握，无疑在大家心里也打了一层厚厚的底色。

　　有比较才有鉴别。这种比较体现在各个方面：

　　在教学上，美国的大学教育和培训，更突出和强调的是案例教学和课堂上的互动式讨论。许多案例没有现成结论，更多的是启发学员的思考，调动学员的积极性。更强调实证，强调可操作性。在案例的叙述上特别注意细节的描写，特别注意数字的列举和准确。而这一点恰恰是我们所欠缺、所需要学习的。我们的学习培训更注重理论性，定性多，定量少；从宏观上强调意义多，从微观上强调可操作性少；一些细节描写注意不够，更注重归纳、推理、概括。而后一点，又感觉为美方所不足。美方的教学培训，有时感觉太散，太不注意条理性，不注意归纳概括，给人印象不深刻。有些细节描写又太过于繁琐，不凝练，提炼不够，重点不突出，等。

　　在实际案例的比较中，更让大家增长了见识，提高了鉴别力。如如何发挥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如何提供有效的公共管理服务，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问题等，都给大家以崭新的认识。出国前，总不时听到一些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管得越少越好，更有偏激者宣扬政府不作为就是对市场经济的最大支持和最好的管理，推崇美国政府如何高效、其制度如何优越等等。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期间，正遇美国历史上罕见的飓风袭击新奥尔良等地。在飓风带来的巨大的突然灾害面前，从美国中央联邦政府，到州、市、县地方政府，都显得反应迟钝，措施不力，应对失当。灾害发生两天后，美国总统布什才从度假地赶往灾区视察。州、市政府，更是惊慌失措，眼睁睁看着灾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嗷嗷待哺，却无所作为，以至灾后一片混乱，不仅错失了救灾的最佳良机，而且进一步加剧了灾害的损失。美国政府在此次飓风灾害面前的表现，招致社会一片责难之声。联邦政府救急署署长被撤换，总统向国民坦诚自己的失责。哈佛大学的教授在教学中不断以在新奥尔良飓风灾害面前政府的失职和一些社会公德的沦丧为例，反思美国过度的分权制度和片面强调个人价值至上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以至在此次飓风灾害面前，不知该有哪一级政府负责，联邦和地方政府各该负什么责任。正如美国总统布什在对国民检讨政府在此次救灾失责中所指出的，美国所制定的一套应急救灾制度，可以对付一般性的灾害危机，新奥尔良飓风灾害说明其根本无法应对重大突发性灾害。而哈佛大学教授们的反思则更为深刻。教授美国政治体制的ＤａｖｉｄＫｉｎｇ教授就直言不讳的指出，在美国只由23％的人同意政府照顾穷人，为世界上最低比例的国家。强调成败由个人负责；重视个人权利高于重视政府权力；在国民中长期形成了不大相信政府的认识。如果过于相信政府，就被认为是民主意识退化了。美国政府的设计不是有效率，而是相互制衡。制度设计就是让政府不好运作。ＤａｖｉｄＫｉｎｇ坦言：美国的政治文化让我们为应对象新奥尔良飓风这样的突发性事件付出了代价。ＬｉｎｄａＫａｂｏｏｌｉａｎ教授在“服务管理”一课讲授中也指出，新奥尔良在灾难发生后让人感到震惊的是，美国有这么强的国力，却对灾难发生后需要帮助的人而不能给予及时有效的帮助；而完全建立在经济利益关系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灾害面前体现出的则是，富人不管穷人，老弱病残孤寡无人救助。教授为此提醒，中国政府在今后发展模式上一定要慎审选择。

　　对照美国新奥尔良飓风所造成的灾害，学员们认为，这样的灾害如果发生在我国，绝不会造成这样大的损失。一定会在党中央强有力的领导下，地方政府守土有责，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军民一心，奋力救灾。一九九八年我国抗击特大洪水灾害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所体现出的伟大抗洪精神，就有力地证明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应对重大突发性事件中所体现出的优越性和行之有效，这也是我们在今后转变政府职能，进行行政体制改革中所应当很好坚持的，而应避免泼洗澡水连婴儿一块泼掉的悲剧。

　　另外，通过学习反思目前国内在推进政府转变职能和国有企业改革中，一些地方政府一味把公益事业推向市场，卖医院、卖水厂、卖企业，搞所谓教育产业化。似乎一卖了之，一私就灵。在哈佛公共管理课程学习中，教授们就此专门指出了人们认识上的误区。ＴｏｎｙＧｏｍｅｚ－Ｉｂａｎｅｚ教授在讲授城市基础设施公有还是私有的课程时，结合美国的实际指出：在美国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虽然我们大力提倡公益事业的私有化，但在工会的强烈反对下，立法者也反对，结果往往很难推进。教授说，据他了解的情况，在美国全国将城市供水和污水处理等公益事业私营化的城市大概只有两家，在欧洲就更少。为此，教授特别归纳了五条结论：一、政府在进行基础建设时，不光要考虑经济上升期，还要考虑经济衰退期。二、除了技术上的考虑，政府在进行基础建设时还要有政治和社会的考虑。三、公益事业的活力主要来自竞争而不是私有化。基础设施服务也容易产生自然垄断，政府必须进行规制。四、政府必须规制经营商的服务，使其能为更广大的公众服务。五、使用私营部门参与公益事业经营只是一个手段，而不是目的。当然这样说并不是不要改革我们效率低下的一些公益事业和国有企业，而是不能为改革而改革。对公益事业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决不是只有私有私营一条路可走，国有私营、公私合营、政府公共服务的外包或租赁经营等，有多种形式可供探索，当然也包括将供水、供电、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项目建设和服务领域，开放一部分让私人和外国的公司投资经营，目的不仅仅是将公益事业私有或私营化，而是为更好的激发竞争，最大限度的提高公益事业和国有企业的效率和效益，从根本上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为有效周到的服务。

　　总之，通过案例的学习和实际的对比，更深切的体会到，我们在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的过程中，既不能僵化保守，也不能照搬盲从；既不能妄自尊大，也不必妄自菲薄。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将脑袋长在自己的脖颈上，做出科学地分析和判断，不唯书，不唯西，只唯实。

　　在开放中提高领导力

　　在清华学习期间，网上就干部培训是该到哈佛还是该到延安，曾引起一番不小的议论。也许这本不是该引起议论的话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该去延安的去延安，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发扬延安精神；该去哈佛的去哈佛，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管理知识，为我所用。不能简单得把二者割裂开来，更不能对立起来，而完全可以实现二者的辩证统一。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ＷＴＯ、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在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基础上，培养我们干部的世界眼光、国际头脑、全球见识就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

　　以往我们的干部看问题，办事情，有我们一套所熟悉的分析问题的方法和在实际工作中所形成的经验，这些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什么时候都不能丢掉。但在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大潮，要实现同国际的接轨，就必须知己知彼，了解并掌握全球通用的游戏规则。说得不好听一些，就如前两年我们在加入ＷＴＯ要引狼入室，就必须学会与狼共舞。说得好听一些，在当今利益多元化的世界格局下，不是你死我活，你输我赢，而必须双赢、多赢。要把中国建成世界强国，就要求我们的干部必须不断学习世界前沿的新知识，掌握国际竞争的新本领。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在此次培训班上所开设的公共管理课程，对我们这些来自工作第一线的领导干部，的确是一门全新的知识，从中深受启发，获益良多。如在培训班一开始，哈佛大学达奇教授就将其著名的“三圈理论”，作为公共管理的一个基本分析框架讲授给学员们。即：价值、能力、支持，三者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当决策是否进行一项公共事业时，首先要判断其是否有公共价值，公共价值大小。其次是有没有能力去干。既具备不具备条件，有多少可供利用的资源，如资金、技术、人力等。再者能获得多大的支持。包括上级、同事、下属，相关利益者，社会大众，与相关政策法律冲突不冲突等。当一项事业具有很大的公共价值，能力不具备时，就要想法提升能力。支持不够时，就要争取更多的支持。总之，要想方设法使三者（三圈）尽可能相互交织，或提升能力，或争取支持。“三圈”交织的面积越大，可实现的公共价值就越大。而公共价值的确定，又绝不能不顾客观实际，凭空想象，任意拔高。这种脱离实际的“价值”再高，也只能是“梦想”。特别是当明明知道条件不具备，也得不到广大的支持，还要独断专行，大干快上，只会造成一个又一个“恶梦”。这对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避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无疑提供了一套具有很强操作性的分析工具。

　　再如，哈佛大学教授在讲授公共项目评估时，结合几个案例的教学，特别强调，对一个公共项目的投资评估，不光是要进行项目财务分析，更要进行社会经济分析和社会分配分析。一些公共项目，单纯进行项目的财务分析，也许是负值。但从长远和全社会发展的角度进行经济分析，却有益于国家和广大人民的更大福祉，就值得投资。当然，这些项目一类是扩大了“蛋糕”的规模，即增加了全社会的财富，另一类仅仅是对现有财富的重新分配。对后一类项目的投资，就要考虑项目对与之相关的各个利益群体带来的利益上的得失，并要考虑到该项目在经济活动中可能带来的正面和负面的外部性。

　　通过这次走出去到美国，比较深入地实地考察和在哈佛大学较系统的学习，深切地感到，现在当干部做领导，再不能仅仅满足于过去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仅仅满足自己所熟悉的行业和领域，不了解世界最前沿的飞速发展，不知道国际间的风云变化，就极易走极端，或盲目乐观，妄自尊大；或盲目悲观，妄自菲薄。既感受不到竞争的压力，看不到面临的危险；也抓不住发展的机遇，变压力为动力。而只有让我们的干部自觉不自觉地在更加开放的国际大环境下经风雨见世面，才能经得起世界风云变幻的考验，才能更好的提高我们的领导力。此次哈佛的培训，通过与美官员、学者的交流接触，深感中美关系的复杂。一方面，在我们所能接触到的美方绝大多数人士对中国的迅速发展、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一般都能给与正面的积极评价。为此，我们深为我们的党和国家而自豪。另一方面，又切身感受到由于中国的快速发展带给美国一些人的不适和防范，特别是对一些具有浓厚霸权主义思想的美国政客和反华的极右势力，更是视中国的快速发展为威胁、是对美国霸主地位的挑战，不仅在舆论上大造“中国威胁论”，更是在各个方面给中国的发展制造麻烦。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地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取得了飞速发展，但我们一定要牢记，我们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任务还相当艰巨，要尽可能的给我们争取一个较长的和平发展时期和较为稳定的国际环境。并要通过各种途径，使用各种方法，向全世界有力地说明，即使我们发达了，也绝不称霸；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的发展只会造福于全人类。切不可刚刚取得一些发展就急于张扬，引火烧身；更不可像暴发户一样轻举张狂，遭人忌恨。而是要始终牢记小平同志当年为我们确定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大政方针，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埋头苦干，真正把中国建成繁荣富强、民主文明的伟大强国！

　　二ＯＯ五年九月二十一日于哈佛大学回国前夜

　　（作者系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陕西省广播电影电视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