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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苏州首家现代私塾———“菊斋私塾”正式开课，身着对襟束带长袍的私塾先生为学生开讲经文。据悉，创办者创办私塾主要目的是弘扬国学，培养儿童的古典文化底蕴和优雅情怀。私塾教学内容主要是经学、韵文，古乐、书画、茶道等。（详细报道请见本报11月4日9版）
正方
私塾所教学的儒家经典对于培养人的道德观念，塑造理想人格，提升文化素质和加强其文化内涵等大有益处。
因此，在传统文化不断丧失，道德水平日渐下滑的今日，从培养学生的道德素养和培养学生的传统文化方面，私塾的“复活”都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现代教学的角度来看，古老的私塾其实是一种典型的个别化教学。从个别化教学到班级教学，是时代进步使然。因为班级授课制是近代工业社会的产物，这种大规模的学校教育为人类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这种大规模的流水线似的教育也使教育越来越失去了个性。这种失去个性的教学终将使社会失去活力与差异，而无差异的世界是了无生趣的。在此前提下，人们呼唤个别化教育，个别化教育已是现代教育的一种趋势。而古代中国实行的就是以私塾为主的个别化教育，这与未来教育竟然相似，因为未来的信息社会也将会带有更多的“个人特性”。
个别化教育，也体现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学生人少，甚至年龄也可以不同，就正好用分层分阶段的教学方式。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说：“有必要记住学校的生长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即一切教材的发展必须有同儿童经验成长的阶段相应的许多步骤。”前苏联教育大师苏霍姆林斯基也说：“人在智力发展上的每个阶段都有一个相应的劳动技能和劳动成熟程度的特定阶段相对应。”教育的规律就体现在这种阶段性上。苏霍姆林斯基称之为“个人特性”。要发现个人特性，并予以正确的方向，使之形成自己的、“纯属个人”的态度。
杜威还认为，学校始终坚持以小班的形式教学，这些小班都是以共同的兴趣和适应社会需要为根据而划分的各种小小的作业组，让学生能够在发展每一个人自己的能力和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的同时，又成为一个合作的社会。私塾即是以小班教学为自己的教学方式的，它也是真正开拓学生思想的地方。而这种个别化教育不乏成功的先例。如著名童话大王郑渊洁教育自己的儿子郑亚旗就是采用的个别化的家庭教育，也可以把它视为另一种私塾教学，他的儿子现在非常成功。
换一种角度看私塾教学，竟然与现代教育理念不谋而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和有趣的现象。
（徐晓）
反方
私塾作为一种在封建社会当中大行其道的教学方式，具有悠久的历史，这种教学方式对于传承和弘扬我国传统的历史文化起到过重要作用，但这种私塾教育毕竟是随着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的发展而发展的，也理所当然地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进程而趋于消亡。虽然不能说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是导致国学式微的罪魁祸首，但文明的发展本来就是更迭交替的过程，从这个角度上说，私塾的消亡本来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且，从教学规律上讲，私塾的教育方式也至少不能与现代的教育理念完全兼容。
虽然近段时间呼吁重振国学的呼声较紧，但谁也没有料到，在私塾已经消亡将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在工业文化已经无孔不入的今天，却在苏州突然间冒出了一个“现代私塾”来。这家“现代私塾”给人印象最深的恐怕不是它将要宣讲的经学、韵文，古乐、书画、茶道等科目，而是“私塾”的陈设和“先生”的打扮教态：讲台上方挂有一幅孔子画像，对面墙壁上则是一幅“论语”汉隶书法作品。学生的课桌是类似于日本榻榻米式的无腿方桌，坐椅是略高于地面的无腿方凳。“先生”张志义穿着一袭无领、巨袖、对襟、束带的长袍，据说是明代儒生服饰，八名学生盘腿分行而坐。先生左手持经书，右手附于身后，一边踱步，一边带领学生朗诵。
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国学迷恋者的精神返祖现象。
不论是私塾的创造者还是家长，他们对于国学都存有着一种近乎痴狂的迷恋，正是这种迷恋使得他们将学堂布置得与古代私塾尽可能地相近，以至于“先生”还要穿上汉装，学生的几案也要参照古代资料仿造。从形式上尽可能地营造古代私塾乃是这些国学迷恋者的第一追求。通过精神返祖，他们会获得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
由于对国学的迷恋而造成的精神返祖现象，苏州的这两位“先生”并不是第一个，倘若认真查究起来，近代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应该算是第一个，王国维在他毕生所追求的国学文化走到形式尽头的时候，竟会跳入昆明湖为之殉葬，王国维的这种殉葬其实只是一种精神返祖的极端追求而已。
（李先梓）
《市场报》 (2005年11月11日 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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