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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国策在中国实行了30多年以后，开始遭遇新难题：一些城市富人名人越生越多，即“超生新贵”出现了。在笔者看来，“超生新贵”的出现，意味着现行的计生政策对这个群体的生育欲望至少部分地失去了约束力———没有了传统单位的制约，社会抚养费等名义的经济惩罚也失灵了，孩子上户口与否更不成为问题。
“超生新贵”们所挑战的，是中国的基本国策。所以，有关职能部分必须承担起责任
，使其产生的负面作用减少到最低。而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在一个公共政策对于某个群体几乎失灵的情况下，职能部门又如何来实现政策的效益？
政治学者叶海卡·德罗尔从“政策无能”的角度对公共政策失灵进行过分析，提出政策无能包括两种情形：其一，不能满足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的要求；其二，政策质量低下。
从“超生新贵”的现象来看，政策制定显然不是主要原因。计划生育国策在中国的实践可以有效说明这一点。正因此，职能部门不妨在政策执行上多下功夫。应当认识到，公共政策的执行，常常是有弹性空间的，特别是计划生育这种个人价值判断容易产生不同意见的政策领域。在是与非，白与黑界限模糊的地段，政策执行的力度容易受到影响，执行效果往往打折。从这个角度看，计划生育国策对于城市富人名人的“失灵”，很重要的原因是执行并不到位。
（见本报第6版）
《市场报》 (2005年11月11日 第八版)
作者：汪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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