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大宅门(小说连载)

　　五十六庞莱臣的弟弟庞元澄(1875-1945)，原字清臣，后改字青城，号渊知，系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秀才。因其父庞云鏳望子成龙，向清廷献银十万两，作为赈捐豫直灾害报效，受慈禧太后恩赏庞莱臣官职时，庞青城却不拘一格，拒领例赏，改字为青城，青者年轻，并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意，倾向于反清的革命派。

　　庞青城与张静江是亲舅甥关系，从小往来密切，向往民主。因为庞家与张家都是南浔 “四象”之一，清末又均为对外贸易的巨富大贾，这就给庞青城提供了接受新文化新思想的有利条件。光绪二十四年(1898)“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了，但新思潮已猛烈地冲击了摇摇欲坠的封建专制统治，废科举，教育从新，兼习西学，已成为当时社会的时尚。庞青城随兄庞莱臣赴日本考察实业回国后，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独资创办了浔溪公学，建校舍于南浔镇东栅上塘原“宜园”(庞家花园)的东邻，聘杭州名流叶翰(又名浩吾，为清末维新派)为校务主任，教师中多佼佼者，如山阴的杜亚泉(后任上海商务印书馆总编辑)、绍兴的绍力子(国民党元老)、安徽的周梅泉(即有名的集邮大王周今觉)等。浔溪公学仿日本学制，为南浔最早的中学堂，原国民党要人朱家骅、张乃燕及新闻学家黄远庸等曾在该校读书。光绪二十八年(1902)蔡元培在上海组织“爱国学社”，宣传革命，两江总督魏光焘密奏，查禁严办。因蔡元培曾任浔溪书院山长，与庞青城过从甚密，浔溪公学因而停办。不久，庞青城与兄庞莱臣提倡西学，在浔溪公学原址办起了浔溪医院，聘吴钰(彦臣)为院长，同济大学医科毕业的杨辑五为副院长兼外科主任，南通医学院毕业的郁冠球为内科主任。因设备较全，医疗上乘，收费低廉，为病家称颂，成为江南水乡颇有声誉的乡镇医院。抗战胜利后，原浔溪医院隋兆祥医师在百间楼河东地段沿用浔溪医院之名开设诊所(后改名为南浔卫生院)。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上海捐款支持马相伯为抗议帝国主义势力干涉我国教育，创办复旦公学(1917年改名复旦大学)，青城列为复旦公学劝慕公启。

　　光绪三十三年(1907)，庞青城听说张静江从法国巴黎回到上海，喜从心来，立即找到张静江倾心长谈，急切地了解欧美各国的情况，了解孙中山反清革命的活动。听着张静江侃侃而谈，庞青城霎时茅塞顿开，心里升起了希冀的曙光。在以后的日子里，庞青城每次见到张静江，总要叫他讲欧美的故事，讲孙中山的传奇。他听得越多，心里感触越多，越觉得中国与欧美的反差越大。虽然他只是一个商人，但他坚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经张静江的推荐介绍，时任上海中国银行董事的庞青城认识了孙中山，并发展为同盟会会员，成为同盟会上海支部核心成员之一。当时庞青城一连几个夜晚都难以入睡，自然最使他感动的是孙中山对自己的无比信任。因为孙中山时刻都有被捕杀的危险，所以张静江建议孙中山日后到上海活动时，可住在庞青城家———上海英租界戈登路七号(后改为江宁路336号)，这幢

别墅雇有白俄保镖，比较安全可靠。

　　据庞青城之女庞莲(康有为的儿媳，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第六届委员会委员，上海文史馆馆员)生前回忆，这别墅是他父亲自集资金六万两银而建造的一幢如同英国堡垒式的洋房，内有大小房间42间，设计奇特，装饰别致。

　　中式

客厅里挂着一副对联，为汪精卫手书：

　　十年尘土青山色，万里江山画角声。西式客厅里，挂着一幅大照片，内有孙中山和宋庆龄、秋瑾、庞青城、孙科及孙中山的前两个女儿，还有许多革命老人。

　　花园里辟有

网球场，占地约十亩。

　　由于这中西合璧的建筑独具异国情调，故引起过路行人的注目，常有外国人在别墅前拍照……

　　据庞莲说，后来孙中山与宋庆龄到上海就秘密住在庞青城的家里。庞青城则精心接待和保护孙中山，并捐巨款支助孙中山反清革命，与孙中山建立了亲密关系。他的家也成了革命联络点，一度成为同盟会财政部的临时办事处。孙中山住在他家的时候，庞青城特地为孙中山夫妇的卧室购了一套新家具。当时辛亥革命的要人，如黄兴、宋教仁、于右任、戴季陶、孙科、周柏年等经常出入。

　　辛亥革命前夕，张静江受孙中山之命，从巴黎回到上海，与宋教仁、廖仲恺、陈英士、蔡元培、周柏年、周佩箴等人，在上海公共租界马霍路德福里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庞青城是重要成员。

　　清宣统元年(1909)，浙江咨议局成立，庞青城当选为议员。宣统三年(1909)，为光复上海，陈英士率敢死队攻打江南制造局，据悉敢死队所需费用一半由庞青城支助。

　　据李志新《孙总理民国元年四月游鄂记》一文所说，当时随孙中山赴鄂者有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孙科、孙琰、孙琬兄妹、庞青城、景跃月、陈汉元、魏宸组、章士剑、吴弱男夫妇等人。该文还配多幅孙中山与庞青城等人的合影，可见庞青城与孙中山的关系非同一般。辛亥革命后建立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任命庞青城为实业部商政司司长。但后来孙中山将总统职位让给了袁世凯。袁世凯登上大总统宝座后，庞青城深知袁世凯心怀叵测，辞职不去北京，体现了“不畏强暴，不贪浮名”的高风亮节。

　　民国二年(1913)，袁世凯密使国务总理赵秉钧派人在上海火车站暗杀了孙中山的左右手宋教仁，激起了全国声势浩荡的反袁斗争。

　　庞青城与张静江竭力支持陈英士就任讨袁军总司令，并与部分浙江省议员致函浙江都督朱瑞，揭露袁世凯阴谋称帝，破坏民主革命……是年7月29日，黄兴在南京讨袁失败，乘船潜往日本。面对“二次革命”的艰难局势，张静江会同胡汉民紧急竭见孙中山。他们赶到上海戈登路七号庞青城家时已掌灯时分，力劝孙中山暂离上海。因当时整个军事局势，于讨袁军极为不利。袁世凯的部队得到国外财力的扶持，武器装备大大精良于讨袁军。加之各地讨袁军起事仓促，前方屡屡传来战败消息。相比之下，广东离北京较远，袁世凯的势力相对薄弱。孙中山权衡再三，遂听取了张静江、庞青城等人的劝说，偕胡汉民等于8月2日赴广东，不久到了日本。

　　（未完待续）

　　《国际金融报》 (2005年11月11日 第二十版)

　　作者：陆士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