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时报：广场协议与房地产的关系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11月10日 09:55 中国经济时报

　　——中国城乡建设经济研究所所长陈淮答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问

　　专家访谈本报记者柏晶伟

　　人民币升值与“广场协议”后的日本面临的不是同一发展阶段

　　问：一段时期来，人们经常听到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我国正面临日本在1985年“广场协议”后的情况，房地产业将因人民币升值而出现大量“泡沫”，国民经济已被房地产价格的快速膨胀所胁持，日本10年衰退的教训有可能在中国重演。您认为这种危险存在吗？

　　答：前期，在我国房地产业市场的确出现了价格过快上涨现象，再加上

人民币升值的市场预期一直很强烈，出现这样的舆论声音是可以理解的。但就我个人看，这种联想缺乏客观依据，很大程度上是以讹传讹。

　　在日元升值与房地产之间关系的讨论中，一些爆炒“新盛世危言”的舆论普遍存在一个相当偏颇的前提，就是把1985年的“广场协议”当成了日元升值的起点，并由此来分析我国的可能面临的问题。

　　这个前提本身就是错的。因为日元升值远不是从“广场协议”开始的。

　　战后，按照美国占领军帮助制定的“道奇计划”，日本于1949年将本币一下子贬到360日元比1美元，并执行固定汇率。这个固定汇率一直执行了22年。这个长期的低汇率对日本成长为一个外向型经济发达的国家帮助极大。1971年，由于美国突然公布“新经济政策”，停止美元与黄金挂钩，同年11月日本不得不同意日元对美元大幅度升值为3061。1973年2月，“布雷顿森林体制”解体，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共同开始实行浮动汇率。1971年到“广场协议”实行的1985年，这中间相隔着12年！在这12年中，日元对美元的汇率逐步升值为2401。

　　这才是日元升值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才是我们真正应当高度关注的阶段。

　　问：您的意思是说，当前对我国真正有借鉴意义的，首先是日元升值的这个第一阶段？

　　答：是的。我国面临的，实际上是日元第一次升值时的发展水平。就国际竞争力说，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与日本这个时期的水平相当；和“广场协议”时的日本根本不在同一发展阶段上。

　　在这12年中，日本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中最成功地应对了七十年代两次严重的全球性石油危机；在这12年中，日本发动了一场全新的管理革命，创造出了“全面质量管理”、“价值工程”、“量本利管理”等运用系统思想的管理理论。日本企业的生产效率由此迅速提高，产业竞争力得到极大增强。

　　问：那么这一阶段的日元升值和“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升值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何不同呢？

　　答：最大不同在于，第一阶段的日元升值发生在日本的工业化高潮中，也就是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升值发生在重工业化已经基本完成，资本已经出现过剩的过程中。

　　从根本上说，造就日本在90年代初期出现严重房地产“泡沫”的原因是资本过剩，是实业领域已经无法容纳不断积累起来的货币资本。

　　中国发展到资本过剩的阶段了吗？远远没有。人们常听说的“煤电油运紧张”、“要转变粗放型增长方式”、“面对国际大资本的严峻挑战”等说法，其实都证明了这一点。

　　政策失当是日本房地产价格大起大落的根本原因

　　问：“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升值究竟是否是造成“房地产泡沫”的原因呢？

　　答：人们很容易想象，在本币升值的预期下，外币会大量涌入国内，导致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资产价格上升而形成“泡沫”；一旦升值预期减弱，外资撤离必定会导致房价大跌和“泡沫”破灭；由此会带来国民经济的长期衰退。前期很多评论文章都是持这个逻辑。

　　这个逻辑听起来是成立的。但是人们显然忽略了一个历史的真实：那就是日本从来没有过“引进外资”的政策。不仅不引进，而且始终奉行的是排斥外资进入的政策。即使“广场协议”之后，外资也并未获得过多大机会买日本的房地产，更不要说投资日本的房地产业。

　　问：那您认为八十年代后期日本房地产“泡沫”出现和破灭的原因是什么呢？

　　答：我的看法，日本房地产“泡沫”的出现和破灭的真实原因是日本政府的货币政策和住房保障制度的严重失误。

　　“广场协议”之后，日本为了缓解本币升值对出口的冲击，大幅放松了银根，试图以货币对内贬值代替对外升值。在此政策下，货币供应量持续快速增长。这些过剩资本的流向很自然地就选择了股票与房地产市场。1986年1月起，日本央行连续5次降低贴现率，从5％降低到1987年2．5％的战后最低水平。同时，日本银行为干预汇率持续买进美元卖出日元，由此也造成了货币供应量膨胀。与此同时，各金融机构也将房地产贷款作为最佳贷款项目，无节制地扩大信贷规模。1991年，日本12家大型银行向房地产业发放了总额为50万亿日元贷款，占贷款总额的1／4。在1987年到1989年间，日本企业在国内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和附带认股权证的债券总额为55万亿日元，发行利率在0％—1％之间，大大低于当时银行的贷款利率。过度宽松的货币供给与工业化后期的生产过剩并存，导致了严重的资本过剩。到1990年，日本生产性行业的贷款比重下降为25％，非生产行业的贷款比重上升为37％。大量过剩资本的充斥造就了房地产泡沫的物质基础。

　　问：您前面已经说过，过剩资本才是导致房地产“泡沫”的根本原因。此外还有别的原因吗？

　　答：日本政府急于“赶超”欧美的住宅政策也难辞其咎。

　　日本的历届政府都把改善国民生活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六十年代初池田内阁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七十年代田中内阁的《社会经济基本计划》、八十年代中曾根内阁的《80年代社会经济的展望和方针》和九十年代宫泽内阁的《生活大国五年计划》等。努力使社会发展实现为与经济发展同步，这本来是一种良性目标。但政治家们过度迎合日本社会急于赶超欧美生活水平的诉求，则为房地产业的过度扩张埋下了伏笔。

　　八十年代初起，日本在继续开发新建住宅区的同时，提出了“向二十一世纪新城镇目标迈进”的计划，开始加快旧区改造工作。也就是开始了一轮“大拆大建”。政策则在原有的最低居住水准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所谓“诱导性的居住水准”。这个“诱导性居住水准”的居住面积比最低居住标准将近翻了一番。正是这种鼓励人们“住大房子、好房子”的政策，促使了日本的房地产投资规模的急剧扩张和地价的快速上涨。到1990年，日本地产的总价值约为20万亿美元，大约是1955年的75倍。

　　问：这么说“广场协议”不是日本房地产泡沫的元凶了？

　　答：“广场协议”、日元升值对日本房地产“泡沫”的产生及其破灭是有影响的，但把它们之间的关系夸大到必然因果关系则不符合事实。因为“广场协议”并非只是针对日本，而是针对多个发达国家货币对美元的关系的。其内容主要是五个发达国家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有秩序地使世界各国主要货币对美元升值，解决美国的贸易赤字”！也就是说，其目的是美元对世界主要货币贬值而不是单纯的迫使日元升值。战后，德国马克对美元汇率固定为4．20：1，到1987年底升至1．58：1，累计升幅达166％，同期日元也升值了193％，升幅大致相近。但德国并未因此出现泡沫经济。

　　日本应对紧缩的政策教训在于摇摆不定

　　问：还有一种流传颇广的说法是，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是导致日本从九十年代初期起十余年经济在衰退边缘挣扎的原因。是这样吗？

　　答：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并未采取过专门针对房地产业的政策措施。有的只是针对经济衰退的宏观调控政策。事实上，日本早在八十年代后期就已经认识到过度依靠外向型经济有可能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紧缩危险，并在1988年就提出了“扩大内需”的战略。但日本政府在这一战略上的摇摆不定是导致十年经济不景气的根本原因。

　　1987年，日本经济企划厅明确提出了“从外需依存向内需主导转换战略”。1988年，通产省提出了“构筑内需型产业结构”的设想，提出了“建设和完备国民生活环境”的设想。但在此后的10年中，日本并未把扩大内需的战略坚决贯彻始终。在到九十年代末的过程中，政策呈现为紧缩、扩张、再紧缩、再扩张的反复循环。

　　日本扩大内需战略的第一次反复出现在1989年。为应对老龄化社会到来和改善财政状况，日本开始征收消费税。增税无疑是紧缩性财政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扩大内需的政策努力。1990年，为抑制房地产“泡沫”，日本将银行准备金利率一下提高到6％。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双重紧缩形成了“多米诺”骨牌的倒塌效应，房地产、股票等投机市场出现连续暴跌，银行的大量贷款成为了不良资产。衰退就此开始。国民经济的年增长率从1990年的5．6％急剧下滑为1993年的0．2％。

　　1994年，为了应对国民经济的增速下滑，日本不得不重拾刺激需求的扩张性调控政策。在这一年，政府实行了针对个人所得税的4．5万亿日元“特别减税”政策。这一政策从1995起又改为3．5万亿日元的永久减税和每年2万亿日元“特别减税”。刺激消费的财政政策还不够，政府又进一步加大货币政策的扩张力度。到1995年，日本商业银行的平均年贷款利率由1990年的7．68％陆续下降到2．71％。

　　扩张性政策很快见效。1995和1996年，日本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从1994年的0．5％分别回复到2．5％和3．6％。

　　1997年初，日本社会普遍对经济回升持乐观看法。在此判断基础上，政府迫于巨额补贴对财政的压力，过早停止了扩大内需的政策取向，再次选择了紧缩，推出了“重建财政优先”的政策体系。1997年3月，“特别减税”政策被停止，消费税由3％提高到5％。在收入增长和消费受到政策抑制的同时，政府又迫不及待地提出了削减养老金数额、退休年龄由60岁推迟到65岁、削减国民医疗保险负担的医药费份额等减少政府补贴、改善财政状况的政策。这些政策使社会的支出预期严重恶化，消费需求急剧萎缩。1997年中，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内外因素的影响下，这一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从上年的3．9％骤降为－0．6％，出现了战后的第二次负增长。

　　1998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不断深化，防止衰退已经刻不容缓，紧缩政策被迫中止。日本不得不对“重建财政”政策做出全面调整。“财政结构改造法”被冻结，扩张性财政政策被再次推出。1999年初，日本在1998年通过的补充预算额合计已达到破记录的82万亿日元，其中1998年底前已落实的扩大内需预算就达40万亿日元。但由于世界金融形势的动荡和1997年错误政策的影响，1998年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仍惯性下滑为－2．5％。

　　应汲取的主要教训在于当前政策也要注重长远

　　问：我们从日本的经验中应当汲取什么样的教训呢？

　　答：从当前看，单纯就房地产业来采取政策措施，或者仅就货币政策和房地产之间关系认识问题，显然视野过于狭窄。从日本的经验教训看，值得汲取的经验教训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要把固定资产投资的热情从扩张生产能力转移到更新落后设备工艺上。政策要引导资本向更新设备工艺而不是单纯低水平地扩张生产能力转变。不然，抑制产业领域投资规模的结果，必然是资本向房地产领域集中。

　　二是，解决居民住房问题的制度设想要有长远安排。中国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满足人民群众的住房需求需要一个长期的发展建设过程。指望短、中期内就能满足大多数人的住房需求，良好愿望可能会和经济规律发生矛盾。

　　三是，扩大内需和促进消费需求结构的升级仍要长期坚持。我国已经走过了短缺时代。住房消费需求的高涨是社会消费需求结构变化的良性反映。坚定不移地采取鼓励住房消费的政策需要从长期战略高度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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