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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和反思的目的是改正缺点，而不是一棍子打死。不能因为某个或某些经济学家出了问题，就整体否定中国经济学界，对他们在改革开放中所起的作用和作出的努力视而不见，甚至反把它作为责难的武器。要求经济学家成为道德楷模，在目前这个利益多元化的时期，是不现实的
中国的经济学家似乎进入了多事之秋。日前，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有关“中国真
正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的谈话，又一次把中国经济学家推到公共祭坛进行灵魂的拷问。
综观这些年来公众对经济学家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经济学家经常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就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发表一些不正确甚至不负责任的言论；二是经济学家没有坚守知识分子的操守，通过影响公共政策，为强势群体代言和谋利。这后一点，尤为人们所诟病。以经济学为今日之显学以及经济学家在诸家中的显赫地位而言，对经济学尤其是经济学家进行一定的批评和反思是必要的。甚至从某种程度而言，对经济学家的批评也是对改革的反思。但另一方面，批评和反思的目的是改正缺点，而不是一棍子打死。不能因为某个或某些经济学家出了问题，就整体否定中国经济学界，对他们在改革开放中所起的作用和作出的努力视而不见，甚至反把它作为责难的武器。要求经济学家成为道德楷模，在目前这个利益多元化的时期，是不现实的。
因此，我们应该抱着一种平常心，以理智而务实的态度看待经济学家出现的上述问题。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思想界为什么几乎听不到其它学科发出的声音，而老是经济学家在唱独角戏？原因就在于：一方面，就客观情形而言，中国的发展和改革都是围绕经济做文章，因而专攻经济学科的经济学家们自然在社会生活中占有更多的发言权。另一方面，主观上说，在这些年里，很多人误认为发展经济就是经济学的事情。因此，经济学家成了各种媒体和讲座的座上宾，对公共政策和自己不熟悉的领域随意发表看法而被舆论当作金科玉律。这些都成就了某些经济学家的膨胀心态，久而久之，真的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可以说，经济学家头上的“光环”很大程度上是由前些年媒体和公众的“经济学家崇拜症”制造的。除了“经济学家崇拜症”外，媒体和公众对经济学家的一个严重误读就是把经济学家当作知识分子看待，以一个知识分子特别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要求去衡量经济学家的言行。他们不知道或内心里不愿承认经济学家并不都是知识分子。这或许是受到传统知识分子经邦济世的使命感影响，或许是没有看到社会日益分化为不同利益集团的现实。以一个理想化的标准概念去对照处在财富中心的经济学家的人格和品德，当发现现实中的经济学家远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回事时，自然会产生经济学家有没有良心的质疑。所以，我们应该把经济学家还原成人，一个如芸芸众生中你我一样的普通人。他们的品德既不会比我们高尚到哪儿去，也不会比我们邪恶到哪儿去。既然是人，那么他们的行为当然也就符合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定义。换言之，经济学家也有自己的利益，也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样，他也就存在一个如何实现自己利益的问题。经济学家的比较优势是比普通人具有更丰富的经济学知识，经济学家必定要利用自己的这个优势寻找一个出价最高的买主。在市场经济时代，特别是中国目前的转轨时期，出得起价钱的多半是那些财力雄厚的利益集团。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是利益主体多元化经济，一方面在某项具体决策上，不存在一个可以涵盖整个社会、惠及一切人群的公共利益；另一方面，为了在市场交易中取得占优的地位，个人利益又都以利益集团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经济学家的利益只能与各利益集团的利益相结合，在利益集团那儿得以实现。
由此来看，经济学家利益集团化将是我们时代的常态，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应对经济学家降格以求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首先，从价值角度而言，公共利益并不一定就比私人利益要高；其次，这样也使得经济学家不必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来为利益集团谋取私利；而对于公众来说，以后大可不必将某些经济学家的言论奉为圭臬，把他们当作公共利益的代言人。总之，社会对经济学家群体的负面评价，的确应该引起中国经济学家的反思和警惕。但另一方面，承认乃至宽容对待经济学家的逐利性，对经济学家少一些情绪化的责难和道德拷问，恰恰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国际金融报》 (2005年11月04日 第七版)
作者：余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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