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9年到2001年,中国经济处于某种通货紧缩状态。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我在地方政府工作,其余时候则在宏观管理部门任职。一半由于责任,一半由于兴趣,我当时最关注的问题是总体经济的改善和落后地区的开发,特别是两者之间所有可能的统一和结合。这样一来,我们不得不同时面对两个截然相反的难题,一个是全国性的商品和资金过剩;一个是中西部的短缺和贫穷。仔细想来,这也并非老天爷故意作弄我们。
有史以来的生产过剩都属于相对过剩。可是,当代中国的案例仍然具有独一无二的特征。国民储蓄率如此之高,地区差别如此之大,而且城乡差别甚至超过地区差别。尤其不可思议的是,资源在产业之间、产品之间的转移有时特别困难,例如,粗加工与精加工,低附加值产品与高附加值产品, 高档房与中低档房,制造业与服务业。政策和体制构成深层次原因。因此,所谓启动投资与刺激消费,调整结构和深化改革,在我看来都是一回事。在这种形势下,固然需要政府在某些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但是总体看来,需要市场在更大的范围内决定资源配置。
短期问题与中长期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常常会看到,十多年前困扰我们的问题,十多年后仍然在困扰着我们,诸如市场疲软、农业基础薄弱、企业机制、住房制度、养老保险、投融资体制改革,以及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的城市化和市场化。中国的宏观经济学家不能不非常小心,如果就现在论现在,他什么也说不清楚。然而,如果把任何问题都看成无法在近期内有所改变的问题,他也注定会进入死胡同。此外,稍微涉猎一点应用经济学的人,都会承认,经济活动离不开其他社会活动。任何一种经济发展,在现实中只能是一种多方面的社会发展。只有工业化的顽强推进,而无教育、文化、法制、行政和社区组织的足够进步,我们可能会付出沉重代价,最终会与现代化离得更远。
与过往不同,这段时间里不仅有思考和探索, 而且有了更多直接的实践。因此,分析、判断、论文、报告、建议、方案等等更加靠近可行性。但是,收集到本书的文稿体例上因此也更加杂乱,文字也颇不齐整。有的是想认真写作的文章,有的是应急起草的提纲,有的实际只是信口开河,录音整理后略加删改而成的发言稿。曾经出版过一本类似的书,名为《1996—1998的经济和政策》。显然,本书的时间跨度是之后的三年,但是由于考虑内容相互接近及其他原因,有两篇写于1998年的文章收入本书而非前者。
整理这些文稿始于2004年秋天。阅读过去的文字, 自然会想起过去的事情,更想起那些相关的人们。最不能忘记的是在贵州的时日,那些同事、朋友、部属和上司,那些有过几面之交和只有一面之交的人,那些从来就不知道姓名的人。他们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如果这样模仿是有意义的,那么我愿意说:谨以此书献给贵州人民。
郭树清
2005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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