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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次。从1998年开始的短短7年时间，国家已经17次降低药品价格。而公众在经历了惊喜、惊异、失望、困惑之后，对“药品降价”这个词汇已经开始变得漠视而麻木。尽管从10月10日开始的此次22种药品调价，被评论为“历次药品降价中力度最大，降价金额约40亿元，平均降幅40%”，但得到的更多回应却是质疑和责问。历次药品降价，百姓到底从中得到多少实惠？尽管政策上的“数据”振奋人心，但大多数人实际感受是“没感觉”。“药品一降价就消失”，医院“以药养医”，“小病大处方”、“药品改头换面规避降价”等现象的存
在，让人觉得药品降价不过是隔靴搔痒。
降价药哪里去了？
10月20日，在省会中华大街一家大药店，记者提出买头孢曲松钠和盐酸克林霉素，营业员说这些药降价几天来已经断货了。记者又问氧氟沙星、氟罗沙星等药，营业员说可能也不多了，得去库房找找。正在这家药店买药的67岁的李先生说，他已经跑了桥东、桥西好几家药店，结果发现降价药已经很难买到。“怎么这药一降价，市场上就没有了呢？这是降价令不是封杀令啊！”李先生感到非常困惑。药店如此，医院的情况就更不乐观了。记者走访了桥西区、长安区的几家医院发现，并非所有的医院都按要求把此次降价药品的目录贴在门口，记者按照降价药品名单询问药房，药房答复能够提供的只占极少数。
降价药的成本账
“其实药品降价对我们这些药店来说，影响并不是太大，按照降低后的价格经营也应该没有问题，可是厂家方面已经停产了，我们也没有办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药房经营者告诉记者，药品消失的最大原因是“这样的售价已经低于‘成本’”。当然这个“成本”指的并不是某种药品的生产成本。一位曾经的医药代表按照“潜规则”给记者核算了另一个成本。想把自己的药送进医院，首先要取得医院方面多方的支持和配合：医院主管进药的副院长、药剂室主任、医院的财会人员、药物保管员、领药窗口的值班大夫，最后是医生。“只要能打动医院领导和其他关键人员的心，我们会不惜血本地做任何事。”而这仅仅是医药代表这个环节的成本，如果按照一个药品从出厂时说起，则经历了“药厂→药品代理→地区代理→医药公司→医院”这样的一个过程。显然，降价后的价格，已经难以应付这其中产生的费用，所以厂家索性停产。“我们这些药房一般都是靠医院的处方吃饭，医生开了方子，病人觉得医院药房的价格贵，就会到我们这里买，一旦药品从医生的处方上消失了，我们这里的销售也就急转直下，也就没有销售的必要了。”那位药房经营者告诉记者。历次降价的效果并不理想，而降价涉及的企业也是叫苦不迭，有专家学者更是将这种降价行为称为“治标不治本的拙劣举措”。
“假新药”应对降价
药品降价之后厂家果真就停产并因此影响效益吗？非也，面临降价，企业和医院通常都会千方百计地寻找出路。一位医药代表告诉记者，药品降价后，中间的费用却没有减少，因此一旦药品生产商认为这种降价药已无利可图时，可能就不再生产。然后就可以采取一些办法，比如将原来的药品是片剂改成胶囊，原来是瓶装改为塑封，原来是40粒规格的改为20粒……还有申请新药等，既绕过降价令，又可能重新获得更高的价格。有专家表示，目前我国每年数以千万计的新药或“假新药”的泛滥，使得降价政策涉及的几十种药品如杯水车薪、苍白无力。因此，有声音呼吁，应该完善现行的药品管理制度，遏制“新药”泛滥；另一方面，药品审批、监管、价格等政府管理部门要达成统一协调，不能这里“戒备森严”，那里却“畅通无阻”。
政策层面的缺失
“不但是在新药的审核方面，在药品定价机制方面也存在漏洞。所以才会出现新药利润空间巨大的局面。”一位药店经营者告诉记者。她表示，鉴于药品行业的特殊性，所以厂家对药品的定价掌握一定的自主性，一盒售价45元的药，大夫能拿到5元的回扣，而其成本可能仅在10元以下。但是一般情况下，新药是对医院特供的，不配给药房，病人想吃就必须到医院开。“大夫对药品的决定作用太大，只要他们大笔一挥，病人就趋之若鹜，这也自然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而对于医院方面来讲，药品定价高似乎也有说得过去的理由。一位市级医院的院长称，“每次降价我们都严格按照国家制定的最高零售价执行。考虑到医疗器械购置、维修等成本，所以医院药价一般比药店贵。医院除获得15%的批零差价外，还可以免交增值税、营业税和所得税。也就是说，药品批发价越高，批零差价就越大，医院利润也就越多。因此，医院更乐于进价格高的药品。这就是症结所在。”“从根源上来讲，还是因为我国目前‘医药不分，以药养医’的局面。”这位院长表示，目前对于非营利性医院，政府财政除实行专项补助拨款，用于医院基建、设备购置和维修费用支出外，投入医院的经费占医院开支总费用的比重逐年下降、医院要维持运营和发展，需要靠医疗服务和药品收入来弥补经费不足。“医院一切以经济效益为中心，要求科室收入年年增长，效益月月提高，否则医生就没有收入，我们不得不从病人身上想办法”，这是一位内科医生的自白。而就单从降价来说，政府定价药品品种覆盖面仍比较小，这17次降价的覆盖面也不足10%。而对药品成本的定价工作也非常不到位，对药品生产企业未建立起有效的定价机制和真实的成本核算机制。进口药、合资药、国产新药的审批与药品合理定价也存在脱节现象。患者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与医院、医生之间信息不对称。主管部门检查时降价药可能好好摆在药房，可病人买的时候就说“没了，换一种吧”，于是高价药又出来了。一位医院药房主任说，“要想解决药价虚高，仅仅依靠几种药品的降价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而应该深化整个医疗制度层面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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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以来历次药品降价1998年至2000年，6次出台药品降价措施，涉及300个品种，累计降价金额约80亿元；2001年，69种抗生素类药品降价，平均降价幅度为20%，年降价金额约20亿元；49种中成药零售价格平均降价幅度为15%，年降价金额约4亿元；383种化学药品、30种抗生素单独定价药品零售价格平均降价幅度为20%，年降价金额约30亿元；2003年，制定并公布了199种、900多个规格的西药最高零售价格，降价总额约20亿元；2004年5月31日，发改委降价共计24个品种、400多个剂型规格，降价金额约为35亿元；2005年10月10日起，发改委降低22种药品的最高零售价格，降价金额约40亿元，平均降幅40%。记者手记：药价虚高，还须标本兼治有一句话叫做“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本来是用来形容不能系统全面诊病的庸医。可是连续17次的药品降价，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类似“治标不治本”的举动。“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一次又一次的药品降价，对于药品厂家、医院、药房来说可能仅仅是增加了如何“绕着走”的经验和手段，甚至已经能处变不惊、见招拆招了。而对于老百姓来说，已经没有了第一次药品降价那样的惊喜，甚至许多人已经不再关心什么药在降价范围内了。因为经验告诉他们，这些药品很快就会在市场上踪迹难觅了。况且，数以万计的药品面前，每次降价目录中的几十个名目，很快就被同类型的药淹没掉了。“产药的不如卖药的，卖药的不如开药的。卖药的、开药的又一起剥夺吃药的”，强制降价式的政府指令，根本不能打破这样一个怪圈。“如何才能给药价虚高开一剂标本兼治的药方呢？”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医院、药房、药厂，都把矛头指向了制度问题。我国多年来形成的“以药养医”的财务补偿机制，是药价虚高的体制温床。在这样的药品流通管理中，医院和药品销售商可以凭借信息优势垄断药品市场的定价权，药品生产者和销售者也可以凭借信息不对称规避政府的药价指令。因此，从根本上改变现行的医疗体制才是治本之策。有测算表明，每增加100元对医院的投入，就可以减少社会666元的药品费用负担。建立一个“医药分家”的良性运转机制，恐怕比“降价”的猛药更为有效。在某网站举行的一个网民调查中，网友为“药价虚高”开出的药方值得思考：1、建立药品价格听证制度。2、建议公开药品出厂价，最高零售限价，增加销售中间环节透明度，将核定建议零售价印刷在外包装上。3、必须实行医药彻底分开。医院只负责医，彻底与经济利益脱钩。4、建立新型农村医疗机构，向农村分流技术高超的医疗人员，使农村的医疗技术、设备跟上，缓解农民看病难问题。5、加大对医疗机构收费的监督，除了卫生部门外，物价、审计、税务也要介入监督。6、医疗体制改革应扩大参加保险人员的范围，将农村人员包括进来。（武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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