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解读“十一五”规划建议

　　记者　谢若闲新华社10月18日全文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按照执政党关于中国现代化新“三步走”和“全面小康”在经济总量上的战略部署，到2010年，也就是“十一五”规划最后一年，GDP总量比2000年翻一番，达到2万亿美元。舆论认为，这一指标对中国来说并非难事。那么对中国来说难的究竟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正确解读这份万余字的建议？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有关专家。

　　解读1

　　有新意的旧口号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广州市社科院城市研究所所长刘江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法，是个有新意的旧口号，实际上是“旧词新用”，“在第一批、第二批知青下乡锻炼的时候就曾经以此为口号。”记者注意到，在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中，有很大的篇幅是在阐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问题。“中国农民很多，官方的说法是8亿。农民问题如果不解决好，可以说，

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不会很快”，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杨炘赞同在农村的发展进程中解脱出一部分劳动力来城市打工，但他并不认为“进城”是解决农民问题的主要方式。在此次“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理念，“就如同发达国家早期工业化进程，目前，发达国家农业人口仅占总人口的5％。中国也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杨炘说。“事实上，从新民主主义时期开始，中国的问题一直就是农民问题”，刘江华说，他的观点与杨α不谋而合，“农民问题解决好了，中国发展就顺畅了”刘江华说，“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可以预见的是，今后，各级财政将更多地向农村倾斜”。他进一步阐释，这里所说的支持并不是单纯输血式的支持，而是用在农村的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领域，“城市与农村应该形成一种互动的关系，比如农村教育水平提高了，从而为城市提供更加高素质的劳动力”。同时，这种“互动”还应当在产业链结构调整中体现出来，由过去的“产业链水平分工”转变为“产业链垂直分工”，“比如一个产业链的设计、开发、市场开拓等部分在城市，空间资源及需要密集劳动力的部分在农村，改变过去封闭式的水平格局”。“这也是我还在思考的问题”，刘江华说。

　　解读2

　　不必感到失落

　　“9＋2”未纳入“十一五”规划建议

　　对于许多媒体长篇报道的“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没有纳入“‘十一五’规划”问题，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惠武表示，“不用太过在意”，因为“香港、澳门并没有五年规划”，而且“目前出台的《建议》是一份原则性的纲领文件，‘十一五’规划的具体细节制定工作目前已在各部门开始启动，细节中到底有没有也很难说。”“对于这个问题，广东不必感到失落”。刘江华说，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广东是最先获利者，然后是长三角，现在环渤海地区也发展得很快。东北地区在前20年中慢了一些，现在进入了黄金发展期，“规划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何况胡锦涛书记日前来广东视察时也说，广东要继续做中国经济发展的“排头兵”。事实上，广东在20年高速发展的基础上，各种压力也随之增大，”即使经济发展被其他地区超过也没有什么好奇怪”。刘江华认为，每个地区都有自身的发展周期，区域之间会有一个阶段性交替过程，一个区域不可能长期保持高速发展，“不过，目前广东进入产业结构调整时期，如果效果好的话，广东还是可以保有经济发展的‘排头兵’位置。”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十一五”规划中涉及的一个重点问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炘说，“十一五”规划所体现的精神就是“和谐发展”，过去，中国中西部的发展相对缓慢，学者们曾经用“中部塌陷”形容这个区域的状况。而与之相对立的，中部地区现在提出了“中部崛起”的口号。现在“国家显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杨α说，这在“十一五”规划中已有了具体体现。不但提出“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而且，“国家继续在经济政策、资金投入和产业发展等方面，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对中部地区的重视是与过去相区别的一个地方。

　　解读3

　　产业结构调整

　　“自主创新”提高竞争力

　　“与‘十五’相比，‘十一五’更加全面系统，一个很明显的着力点是调整产业结构。比如规划中提到的发展先进制造业问题，提出要“发挥制造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同时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因为“如果其他产业发展不好，制造业成本也不可能降下来”，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惠武说。如何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十一五”规划中说，靠“自主创新”。目前，中国企业大多借用西方国家的技术，成本非常高，目前尚可以这么做，但是从长远来看并不是发展之道，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炘如此表示。刘江华也认为，这些年来，中国经济总量增加了，但是自主知识产权与品牌技术并不多，企业生产所得利润中的很大一部分流到了发达国家，“长此以往，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就会消失”。说到这里，刘江华显得很忧心。刘江华同时表示，我们这么大的国家，经济结构应当多层次。并不是说自主创新了，就不进口技术和产品，发展高科技产业就是放弃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而是有个主次的问题。应当首先发展我们自己的产业，就如同说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并不是说要让东部地区发展慢下来一样。发展科技靠的是政策，在相同的政策下，谁能胜出都很难说，“就如同百米赛跑，最后胜出的并不一定就是最先看好的那个。中国能人很多，民营企业中能人也很多”，杨炘说，“我接触过很多优秀的民营企业，民营企业能做好。”“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企业改革，进入金融服务、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等领域。引导个体、私营企业制度创新，加强和改进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和监管。”这是“十一五”规划中对非公有经济的一段表述，“更多的新意虽然没有，但这是在从国家规划的角度对民营经济地位再一次的全面确定”，李惠武说。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五年，中国的政策还将向某些领域倾斜，比如“大力发展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等产业，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比如“加快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中国正在对以往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生产模式进行反省”，刘江华说。

　　解读4

　　只能“逐步”发展

　　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十一五”规划中提出，“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对此，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在人民币管理上向来要求苛刻，他个人认为，“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在眼前的几年可能做不到”，所以规划中的用词是“逐步”。“如果中国的人民币要实现可兑换，那么一个首要的条件就是中国的金融系统具有很强的抗风险能力，同时，中国经济实力大大增强”。杨炘介绍，根据西方国家研究资本项目得出的“铁三角定理”，在货币政策独立、资本流动、汇率的可自由浮动中三者只能取其二，“也就是说，如果中国选择了独立的货币政策和可自由浮动的汇率，那么资本流动就不能兼得。”此外，今年中国已经将

人民币汇率提高2％，参照“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这已经很够意思了”，杨炘进一步表示，“我个人认为（汇率提升幅度）再高也不能高过5％”。对于国内一些专家学者提出的“提高人民币汇率有利有弊”的说法，杨炘并不同意，因为“我国的工业竞争力与美国、日本、德国相比根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等到我国的工业竞争力超过了美国、日本、德国或者处于一个水平线上了，才能说提高人民币汇率。”“

人民币升值太快不但对中国无利对他国也无利，人民币升值根本不能缓解美国的内部经济矛盾”，杨炘说，诺贝尔奖获得者蒙代尔也持这样的观点，“我认为他是一位较为公正的西方经济学者。”（日京／编制）（来源：金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