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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学界重提“扩大内需”，人们再次把目光投向农村。但农村并非仅是一个消费市场，或是扩大内需的某种手段
当前热说的“新农村建设”，应是农村深入综合变革的一次新的重要探索，其根本动力在于农民积极性的激发，并非启动内需的权宜之计
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新一轮宏观调控言犹在耳时，中国经济有可能迎来新拐点的声音正高涨起来。面对日益沉重的通货紧缩压力，继1998年之后，学界再次提出了熟悉的“扩大内需”之说。
似乎是习惯性的，众人重把目光投向农村。最近，经济学界又开始不断地向公众重提农村市场的重要性，他们把拥有9亿人口的农村看作目前亟待释放能量的最大一块消费市场，并希望通过改进农村基础设施、增强农村购买力、财政资金倾斜等方式拉动内需，从而帮中国经济远离正在走近的通货紧缩。
这样的话似曾相识。几年前经济出现通缩迹象时，学者们就主张来一场“新农村建设运动”。但农村仅仅是一个消费市场，或是扩大内需的某种手段么？
当前的农村正站在新一轮大变革的门槛上。取消农业税，催生一种倒逼态势，把农村各项改革的时间表大大提前。事实上，“三农”是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积累的问题，决不是通过税费改革一项措施就能解决得了的。而只有深入推进综合配套改革，才可能实施真正意义上的“农村第三次革命”。
其实，“新农村”的概念，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过。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提出“小康社会”概念，其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小康社会极为重要的内容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热说的“新农村”，应是农村深入综合变革一次新的重要探索。
“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是要树立统筹城乡发展的新观念。要跳出“就三农抓三农”的传统定势，打破城乡分割的体制障碍，把农业发展放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格局中，把农村进步放到整个社会的进步中，把农民增收放到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中，进而统筹规划政策、公共资源、基础设施及产业布局。
不过，仅此还不够。最近，笔者去了趟赣南农村，那里的人均年收入水平不过2000多元，但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非常高。原因在于，他们发现政府倡导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了很大变化。比如，每天干活回来都可以洗澡了。
由此应当看到，“新农村建设”并非启动内需的权宜之计，其根本动力在于农民积极性的激发。如果农民的“话语权”不受尊重，其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淡薄，对“新农村建设”没有一种主人翁意识和归属感，没有一个良性与稳定的心理预期，就不可能有农村真正的变革与发展。
《市场报》 (2005年10月14日 第十一版)
作者：高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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