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调整应是改革主线

　　2005年一季度，我国GDP增长率达9.5％，比去年四季度上升0.4个百分点。宏观经济在一系列抑制经济过热的“组合拳”政策作用下，经过2004年后三季度的阶段性下降后似乎又有复热的倾向。

　　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来看，该指数在去年10月达到峰值并有所回落后，从今年2月开始又逐渐缓慢上升。表明紧缩政策对消费品价格上涨的抑制作用较具持续性，而对生产资料 价格上涨的持续性影响却不够，即紧缩性货币政策对消费需求的打击较大，而未能有效阻止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这也反映出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受供给推动的成分更大，受需求拉动的成分较小。

　　笔者认为，经济过热表面上看起来是投资增长扩大了总需求，进而引起价格上涨，但背后的真正原因却是结构性矛盾。

　　首先是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失衡的矛盾。自实施积极性财政政策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2000-2004五年中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之间的差距逐年拉大，经济中投资与消费的增长关系出现严重失衡，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7.7％，而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只有12.1％，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比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高了15个百分点，失衡程度达到近年最高水平。

　　投资的最终效应要在消费市场上体现出来。在消费比例过低的情况下，投资拉动经济不具有持续性，消费和投资的失衡积累到一定程度，经济就会进入长期的“过剩”和通缩状态，并且由于受到总供给增长潜力和结构的制约，极易引起结构性通货膨胀。在总体需求不足和局部过热的情况下，工业消费品需求往往不足，企业出于竞争的考虑不会提高价格，导致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难以传导到工业消费品上，从而使得工业企业利润降低，出现经营困难，导致经济进入衰退期。

　　其次是要素供给中的结构性矛盾，即劳动和资本充足，而土地、资源明显短缺，导致长期增长前景较好而短期增长受制于瓶颈因素。从全球范围来看，石油、矿产价格在近两年不断上涨，而我国的石油、矿产缺口明显，成为经济增长中的关键瓶颈因素。今年5月份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原油出厂价格比去年同月上涨43.4%，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出厂价格比去年同月上涨25.9%，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价格比去年同月上涨11%。部分资源短缺着着实实推动了价格总水平的上升。

　　从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化结构来看，食品和居住两类价格上涨很快，其他门类消费品价格指数要么下降要么略微上升。而食品和居住的上涨无不都体现了土地对经济的制约关系。1998年至2004年6年间，我国耕地面积减少了6％，粮食产量则减少了8.4％，说明科技推动型的农业增长已达到顶点，土地在农业中的作用开始显现，由此可能引发农业与工业的“争地”问题，城市化进程、

房地产市场和基础设施投资将受到土地供给的严重制约。土地的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城市房地产价格将难以正常下降，农副产品价格可能还会继续上升。

　　第三个结构性因素是“内需”与“外需”之间的关系。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外贸进出口呈现出口价格水平下降，进口价格水平上升的特点，外贸条件有恶化倾向。2003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为8509.9亿美元，占当年GDP的60％；2004年进出口总额11547.9亿美元，占GDP的比例提高到70％。如此高的外贸依存度说明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国外的市场支撑。而出口拉动型增长绝不是一直可以持续下去的，累积的国际收支盈余最终需要货币升值或增加净进口来抵消，来自国内外汇储备的增加对货币政策实施的限制，国外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都应验了这种“内需”与“外需”的结构性矛盾。

　　在目前经济中仍存在通胀压力的情况下，通过限制投资、审批土地和提高利率等总量性调控，能够控制总需求过快增长。但意图通过长期的审批、限制和连续收缩货币供给来遏制局部过热导致的通胀，在存在众多结构性失衡、供给瓶颈，以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仍不完善的情况下，对经济整体来说并非最优选择，其对抑制CPI和房地产价格上涨的短期效果比较明显，但长期内可能难以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和内外均衡。

　　我国经济处在转轨和快速发展的特殊阶段，结构问题要比总量问题重要得多。结构问题需要持续关注，结构调整则是经济改革的主线索。

　　对投资与消费的矛盾，要从两头着手，约束投资的同时增加社会消费量。此轮经济过热中，地方政府在投资膨胀中扮演了最“活跃”和最关键的角色，要通过改革政府官员考核机制和财税分享体制来减少地方投资的盲目性。提高社会消费量关键是理顺分配关系，通过提高社会整体的消费倾向系数来增加社会消费。

　　对于“外需”、“内需”的矛盾，可以考虑适当动用

汇率杠杆，但更重要的是调整发展战略和外贸结构。改革开放初期确立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其历史使命已经基本完成，现在应该有所调整。在外贸结构方面，要从低附加值、劳动力密集型的出口产品转向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的出口产品转移，减少因低附加值商品出口的数量扩张所带来的贸易摩擦，促进出口稳定增长。

　　对土地问题，由于其既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关系，工业、农业之间的分配关系等宏观方面，又涉及到投融资体制、土地交易管理方式等微观方面，因此需要推动各方面的结构调整来化解有限土地供给与无限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而不能单指望通过行政审批来解决土地问题。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来源：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