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时约有600家民营工厂历经艰辛，迁往后方。这是中国工业史上一次壮举。
迁厂之议最初出自资源委员会。资委会负责重工业生产，而当时它自有生产力还很小，故首先注意到上海的机器工业，欲将2000台工作母机并炼钢、化工、轮胎等设备迁往内地，组织生产。
战事开始后运输费用不断上升，运输工具多用于承担军队和军需物资的运输，多数只通过上海经苏州、镇江的水路，木船成为重要的运输工具，沿途还时时遭受敌机袭击，整个工厂内迁的过程困难重重。到上海沦陷时为止，上海迁出的民营工厂共148家，占上海所有民营工业企业的11%。内迁机器设备12400多吨，随迁技术工人2100多人。上海失守后，又有一批工厂克服种种困难，陆续迁出上海，多数迁往大后方西南地区。
上海陷落，工矿调整处再拨款20万元，协助苏州、无锡一带民厂内迁。当时的江苏省主席陈果夫提出对无力自迁者“由政府按其设备实值予以收购，统筹迁运”之议，益增厂家顾虑。结果只有无锡公益铁工厂和常州大成纱厂部分设备迁出。杭州有5家机器厂内迁。南京永利硫酸厂因赶制军需，仅迁出小部设备。华北方面，仅郑州豫丰纱厂、青岛华新纱厂、济南陆大铁工厂、太原西北制造厂等自行迁出。
迁聚武汉的工厂，到1938年1月已有64家临时复工，主要承制军需订货。至6月，武汉垂危，乃有第二次大迁徒。这次迁移包括外埠迁来武汉的工厂约170家和武汉本地工厂约150家，其中如周恒顺铁工厂，申新四、裕华、震寰等纱厂，福新五面粉厂均经迁。大部迁四川，部分迁湖南、广西、陕西。其中宜昌至重庆水运，轮船大都军用，靠由上游调集木船300余只接济，由于敌机轰炸，船只沉没，常有人员伤亡。
内迁的工厂数量不多，但对于工业基础极为贫乏的后方来说，这10余万吨的新式器材和万余名的熟练技工，立即成为发展工业的骨干力量。这些厂的资方和技术、经理人员，大都有专门学识和经验，又具有爱国热忱，迁厂后能迅速复工，努力生产。如余名钰创办的大鑫钢铁厂，迁重庆后与卢作孚合作，改名渝鑫，成为后方最大的民营钢铁厂。范旭东、侯德榜组织入川的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不下200人，在四川建立化工和科技科研基地，实验完成举世闻名的侯式制碱法。胡厥文迁新民、合作机器厂于重庆，复设厂于湖南、广西。颜耀秋任迁川工厂联合会主任5年，胡厥文继之，都为排除障碍，发展后方生产不遗余力。支秉渊以拓荒者精神，将湘南小县祁阳建成煤、铁、钢、电机器制造的新工业区。沈鸿别具慧眼，将利用五金厂器材运往延安，加入陕甘宁边区机器厂，为抗战作出重要贡献。
（Robby／编制）（来源：金羊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