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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轮经济景气周期始于2002年第四季度，从2003年央行121号文件收紧房地产信贷开始，经过长达两年的宏观调控，去年7月达到顶峰，之后进入了调整时期。随着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不协调和矛盾现象，人们的议论又多了起来，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意见。有人认为，目前的中国经济发展处于最好的运行状态，高增长，低通胀，投资过热已经降温，工业生产和出口贸易仍然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消费物价稳定且在低位运行，现在的危险不是下降过快过大和出现通货紧缩，而是防止过热复发和投资反弹。与此相反，有的机构预测，
本轮经济景气周期从上升到下降的拐点早已出现，下滑之势正在加速，未来3—6个月之内，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不仅会下降到8％以下，而且会进入新的通货紧缩状态。
预言下半年经济下滑和通货紧缩，依据不足
从实体经济的生产状况来看，自从去年四月政府加强宏观调控以来，特别是针对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今年继续出台了一些紧缩措施，经济中的过热现象已经暂时得到抑制，经济增长已经越过景气循环的高位，尽管过热的某些因素依然存在，但是，产能利用率下降，其中，20％的行业下降过大；库存水平和应收账款增加，其中，1／3行业增加明显；工业企业利润率下降，从上年1—5月的43．7％下降到今年同期的15．8％，说明下行之势已经形成。不过，预言下半年会出观经济增长大幅下降和通货紧缩，似乎依据不足。中国的经济运行和发展，问题不在今年，而在明、后年，更在长远。
从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来看，今年一季度投资增长较上年同期明显回落。但第二季度又小幅回升，这与去年的基数有关，如果折成年率，增速并不算慢，且趋势与去年先升后降相反。消费增长比较稳定，目前也没有大起大落的条件。变化较大的是净外部需求，去年上半年有68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今年同期则出现了396．5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已经超过去年全年319．8亿美元顺差的水平。如果汇率不做调整，这一趋势不会发生多大变化，但全年不可能达到有人估计的800—1000亿美元。因为，在汇率升值的预期下，有高报出口、提前结汇和低报进口、推迟付汇的临时因素。如果运用支付法，按照三大需求的情况和国家统计局现在公布的ＧＤＰ增长额计算，或者净出口的贡献度超过44％，或者ＧＤＰ增长率远在公布的数字以上。显然，这是与上述关于增长趋缓的判断相矛盾的。这—方面说明ＧＤＰ核算存在着明显的无法解释的问题，另一方面也预示着今年的经济增长降幅不会太大。
从价格的变动趋势来看，1－6月消费物价、零售物价、生产资料价格、工业品出厂价格和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均比上年同期有不同程度的上涨，而5、6月份当月，上述主要价格均出现了环比下降而同比上升的态势。由于夏粮丰收，权重较大的粮食和食品价格稳中趋降，但由于南方水灾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今年的粮价走势要到8、9月份秋粮上市时才能确定。由于市场供大于求的形势未变，工业消费品价格下降的压力大于上升，尽管家电等一小部分产品由于上游价格上涨的传导效应出现变相上涨。预计下半年各地会出台水、电、煤气等公用事业和服务的调价措施。因此，今年既不会出现通货紧缩，也不会有明显的通胀压力。目前，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一是汇率变动，二是国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波动。这不仅会影响到今年的经济走势，而且会影响到明、后年的发展。（此文完成于7月20日，7月21日央行公布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编者注）
从就业和国际收支来看，不会发生趋势性变化，失业问题依然严重，短期内不会缓解；尽管上半年贸易顺差扩大，资本流入增幅减少，国际收支顺差依旧，如果汇率不变，双顺差不会比上年减少，其利弊都非常明显。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运行，今年不会出现什么大的问题，问题是明、后年的情况将会怎样﹖既然减速趋降之势已经形成，明年会不会下降过多过大﹖这与当前的体制调整和政策操作以及人们的预期有很大关系。如果按照目前的走势继续下去，明年有可能出现下降过多的问题。因为，虽然近几个月货币供应量Ｍ2的增长保持在13—15％之间，六月末达到15．7％，但Ｍ1的增长只有11．3％，本外币贷款的增速已经降至13．2％，银行的审贷规模相当于过去的60％左右，其中，居民个人消费贷款全面收缩，6月末增加1193亿元，同比少增1204亿元，出现了松货币、紧贷款的情形。其原因在于贷款投放找不着目标和热点，凡可以放贷的大都是紧缩的对象，于是大量资金进入货币市场寻找利差，使得上半年的货币市场出现繁荣景象。房贷新政的目的在于稳定房地产价格，二季度35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8％，比一季度回落1．8个百分点，涨幅仍不算小，但在实践中我们看到了两种现象，一方面一些地方仍在大上猛涨，今年农业用地转建设用地的计划是400万亩，而各地申请的用地量超过了1200万亩，另一方面又被不少人看作是打压房地产。究竟情况如何，还得进一步观察。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房地产是新的经济增长点，且还有一个较长期的发展，但价格上涨过快必然形成泡沫，泡沫破灭就会出现大跌。这不仅会危及宏观经济稳定，而且对谁包括开发商、银行、城市居民和进城农民工都没有好处，且目前人们的预期是普遍看涨。一旦出现跌势，问题可能就大了。所以，只要小幅慢涨就是好事。财政体制和财政政策在减免农业税和增加农业支出上有所动作，在进出口税收管理方面的灵活性也有所增强，但在关键的所得税并轨和增值税转型上没有什么进展，如果明年不能取得突破，形势就有可能逆转。
重估重商主义政策
如果说，今年中国经济运行的问题不大，明年的问题不小，那么，长期的问题就更大。此语并非耸人听闻，而是目前的现状使然。现在，从政府到民间，从学界到业界，从高层到各部门，大家的眼球和精力都集中到了宏观经济波动之类的短期问题上，据笔者所知，还有很多机构正在准备加入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和炒作之列。但是，对于长期性和战略性问题，很少有人关注。须知，战略性失误的损失是灾难性的和无法挽回的，它对宏观经济的短期运行也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出现这种情况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一般来说，当一国资源尚未充分利用时，相对而言，宏观问题比微观问题更突出，但是，像现在这样几乎人人谈宏观，个个机构做预测的情况，的确不大正常。根源在于，在目前的体制条件和激励约束下，这样做的收益大于成本，花的力量不大，只要语出惊人，很容易炒热炒红，一可争权，二可出名，三可取利，何乐而不为。而一些长期性和战略性的大问题，要真正做好非得花大力气不可，而做出来的东西又无人关注，无人赏识，或者束之高阁，或者变成废纸，连个响声都听不到。然而，长期性和战略性问题成堆，亟待研究，更需要早做安排，未雨绸缪。
从目前来看，排在第一位的是内需和外需、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关系问题。
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往往会低估本币，引进外资，鼓励出口，实行重商主义政策。中国20多年的实践再一次证明，在发展过程的前期，重商主义政策是必要的和有效的，不仅小国如此，即使是像中国这一个具有10多亿人口的大国，也不例外。否则，我们不可能取得改革开放25年来经济和贸易年平均分别增长9．4％和18％的巨大成绩。然而，长期持续地实施这一政策必然会走到反面，出现弊大于利的结果。
一是近十年来，我们不仅保持了储蓄大于投资和出口大于进口的双剩余格局，而且形成了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顺差的态势，带来了汇率升值的巨大压力。
二是贸易依存度去年已经超过了70％，出口依存度达到了36．9％，虽然由于汇率和ＧＤＰ核算等因素的作用，对此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但分子贸易以3倍30％：10％于分母ＧＤＰ的速度增长，则是不可持续的。
三是引资和出口的大量增加，增加了本已相当紧张的能源和原材料消耗，增大了环境负担，却没有带来相应的福利增加。笆比娃娃的故事尽人皆知，我们再讲一个童鞋的故事。据有关方面专门调查，中国生产的童鞋供应沃尔玛，在美国的售价最低是14．99美元，最高是29．99美元，而中国的出厂价只有5美元，扣除各种成本，一双鞋只能挣20美分。
四是外资独资化的发展，与本地经济不发生联系，形成孤岛经济，从最低端进入，没有技术转移，没有功能提升，没有价值创造，正如商务部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的《2005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所称，外商投资在促进了中国经济贸易增长的同时，“带来的结果是核心技术缺乏症”。
五是加剧了贸易摩擦，恶化我国经济贸易发展的国际环境。中欧纺织品贸易谈判刚刚结束，在分享贸易合作的剩余中，中国所得的份额也比较小，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尚未解决，美参议院甚至通过议案，要求中国政府在6个月内使人民币升值，否则将对中国产品加征27．5％的惩罚性关税。美国的行为霸气十足，不去调整和改变自己的经济政策，反而向中国施压，中国当然不能接受。然而，美中贸易逆差占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的1／4按照美国的统计—1／6按照中国的统计，冷静地看待我们的情况，是否也有授人以柄之嫌。发达国家祭起贸易保护的大旗，与我贸易摩擦不断，发展中国家也成为对我发起贸易摩擦的主体，今年一季度针对我国的6起贸易救济措施调查，有5起是发展中国家发起的。虽然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有大量逆差，在国际贸易中大家都是民族国家利益至上，没有什么国际主义可言，但中国出口的高速增长，是否也有点与穷兄弟争饭吃的味道。一般商品的贸易摩擦不断，我们还可应对，如这次纺织品贸易争端中针锋相对地采取某些保护措施，而知识产权的贸易摩擦，我们往往无还手之力，仅一季度美国就对我发起了4起337调查，涉案金额超过60多亿美元。有人说，中国贸易的高速增长主要是外资企业的贡献，事实确是如此，加工贸易早已超过了一般贸易，前者的增长也快于后者，今年以来，加工贸易进口的增长依然较快，加工贸易进出口中，外商独资、合资占85％，其中90％是贴牌生产，而增长最快的数码相机等产品，贴牌生产占到了98％，但这是在中国的外资企业生产的，是从中国出口的，我们的进出口统计也是这样计算的，我们的政策也是鼓励的，在这个激烈竞争的世界上，是没有人替我们认这个账的。
看来，我国目前的情况也许走到了这样一个转折点，到了进行战略调整，从重商主义转向扩展内需，实行真正的富民政策的时候了。这样论说，决非否定以往的巨大成绩，而是着眼于未来的发展。
应当特别指出，增加收入，扩大内需，开拓和提升国内市场决非权宜之计，而是事关中国经济贸易长远发展的战略大计。如果不能尽快做出战略调整和政策转型，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有可能失之交臂。为此，首先要改变和抛弃一系列重商主义的思想观念，诸如：外资不能减少，出口不能减少，外汇储备不能减少之类，把提高老百姓的收入，特别是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加本国国民的财富积累，放在全部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的首要地位。其次要调整和改变现行的超国民待遇的激励导向政策，包括出口退税、贷款贴息、税收优惠以及零地价、低地价政策。须知，这些政策都是有利于外国人的，把国人的财富转移给了外国人，而中国的发展必须主要依靠国人，不能寄希望于外国人。再次，要下决心集中力量推进一系列深层次改革，取消一切歧视性安排和不平等政策，改变目前普遍存在的市场扭曲和行为扭曲，诸如，产品市场全面放开，而要素市场基本管制和高度垄断；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大规模人口流动，而人口迁徙的规模却是小小的；政府规模膨胀和权力扩张，而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发育迟滞和受到压抑；等等。只有这样，中国的经济贸易才能绕过暗礁险滩，走上持续快速发展的坦途，我们也才能化解种种矛盾，逐步走向和谐社会。现在不仅有了这样做的需要，而且有了这样做的可能。经过20多年的发展，国内民间资本已经发展壮大起来，具备了这样做的实力，无数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只是由于体制和政策的限制而无法施展拳脚。
如果真正下决心这样做，可以有两个选择，一是保持汇率稳定，改变发展思路和发展政策，促进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这是治本之策；二是改革汇率体制和调整汇率水平，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随着美元走强和资本回流美国，今年上半年流入亚洲的热钱只有80多亿美元，相当于去年同期的ｌ／3左右，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压力减小，是进行调整的一个可供选择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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