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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提高研究与发展（R&D）的投入还是产出效率，上海均任重道远。
上海R&D投入占GDP比重，已经超过英国、意大利，赶上法国。去年，上海R&D投入达170.56亿元，占GDP比重2.29％。
国际上通常把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到2%，作为衡量一个地区科技发展水平达到临界
点、进入突变期的标准。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研究与开发活动对经济效率增长的推动程度，不仅取决于R&D投入量，还取决于R&D效率。
从R&D占GDP比重看，上海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正不断缩小；但在R&D的产出效率上，上海要追赶发达国家，路还很长。
喜忧参半的效率
上海R&D投入，每年递增量在30个百分点左右。2002年为102.36亿元，2003年为128亿元，2004年又跃至170亿元以上。国际上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每增加1美元人均R&D投入，其对应的人均GDP增加约60美元。而在国内，往往用科技成果、论文、专利、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利税等，衡量R&D的放大效应。
以此为镜，上海R&D效率喜忧参半。
喜的是：上海R&D投入在全国名列前茅，其中企业投入已占全社会R&D投入的60%以上，显示R&D投入主角已成功地由政府转变为企业。2004年，上海共取得科技成果1629项，42项成果叩响国家最高科技奖励的大门。专利申请超过2万件，其中创新含金量最高的发明专利申请跃至32.9%，超过全国平均水平9个百分点。发明专利授权量达1687件，比2003年激增91.7%。高新技术产业无论是产值还是出口额，一年更比一年高。
忧的是：企业投入的R&D，无论是能还是效，外资企业占据优势，身负技术创新主体重任的国有企业明显处于弱势。上海2161家高新技术企业中，26%的外资企业R&D投入占57%；前10位R&D投入大户，全部是外资或中外合资企业。外资企业R&D的产出效率也更胜一筹：每年研发的新产品平均超过5个以上；而本地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平均1年只有1个新品。
专利，向来是衡量R&D产出效率的一项硬指标。但本市90%以上的企业连1件专利都没有。上海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虽然已攀至30.5%，但美国在2001年已经达到75%，日本为83%，韩国为62%。
无论是提高R&D的投入还是产出效率，上海均任重道远。
产业机遇的把握
R&D占GDP比重，日本坐世界头把交椅，达2.99%，美国为2.79%。但世界头号科技强国，却是美国。因为，美国准确把握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方向，提高了R&D的效率。
日本政府很早就提出从“技术立国”到“科技立国”。但日本在科研投入和产出方面，主攻基本金属、机械设备，交通运输设备、工业机器人等领域，其投入是美国的2倍-3倍。而在以
IT产业、新材料、生化工程、航空航天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和知识经济方面，日本的科技投入不到美国的一半。但美国在决定未来经济竞争力的主流高新技术如微电子、生物技术、新材料、电信技术、航空航天技术、计算机及软件等方面，投入了巨额的R&D经费。
不同的选择，导致不同的R&D产出效率。目前，在世界领先的50项高新技术中，美国占了40项，日本仅有1项。
美日两国的R&D投入方向选择，对上海提高R&D效率颇有借鉴意义。首先，R&D经费投入应向决定未来经济竞争力的主流高新技术领域倾斜。当前，上海2160多家高新企业中，电子信息技术领域企业941家，占44%，产值1527.85亿元，占高新企业总产值49%；先进制造技术领域企业378家，新材料及应用技术企业258家，生物工程和新医药技术领域企业196家。可见，上海在先进制造业、新材料和生物医药方面的产业优势尚不十分突出。
据估计，信息经济的“寿命”约为75年至80年，届时，生物经济将取而代之。美、日、德、法、英等发达国家已闻风而动，竞相把发展生物经济确立为国家战略。我国生物技术产业明显缺乏国际竞争力，全国生物技术制药企业年销售总额还不及辉瑞、礼来等世界30家最大制药企业中的任何一家。我国从事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研发人员只有2万余名，仅相当于美国的1/9。
其次是重点产业的R&D投入应“强播种”。1995年－1998年，美国R&D经费37％集中在信息技术产业，由此缩短了该产业从孕育到喷薄的过程。在这方面，上海也有成功经验。正是政府和企业合力在短短3年内，使40亿元的R&D经费向集成电路设计汇聚，上海集成电路设计才从落后一举跃至全国前列。
厚积薄发的期待
美日两国的R&D效率差异，还缘于各自的R&D投入模式。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院院长梭罗在上世纪90年代初，曾组织16位研究人员对美国和日本产业发展机制进行了专题研究。研究表明，美国企业将2/3的R&D经费用于新产品的开发和试验上，而将1/3的经费用于生产过程的改善；但日本恰好相反，2/3的R&D经费用于改善产品生产工艺，1/3用于新产品的开发和研制。结果证明，美国R&D惠泽产业的进程更长。
R&D按研究类型，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上海科学学研究所有关专家的调研显示：本市高新技术企业R&D经费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项间的比例为0:1:40；大型企业产品创新比例较大，而中小型企业工艺创新比例较大。同时，在高新技术小企业中，普遍存在重引进轻消化倾向，引进与消化吸收的资金比为1:0.072，而日本、韩国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的资金比例则保持在1:3水平。
基础研究空白，应用研究薄弱，R&D经费集中于开发最下游，其结果使R&D效率持续性较差。据调研，R&D投入对我国大中型企业产出发挥增长作用，只有短短3年，且波动很大，这使得企业创新后劲不足，反过来又影响R&D经费的筹措和使用效率。
有关专家认为，上海企业创新意识正不断加强，一些民营高新企业R&D的投入，已占销售收入10%左右。如何在R&D投入不断增长的同时，追求R&D效率最优化？必须合理分配R&D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者间的比重，提高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投入比重。当前，上海R&D在三者间的比重分别为6.67%、29.17%和64.16%。比较合理的比重是：基础研究占10%-20%，应用研究占30%－40%，开发研究占50%左右。因此，政府R&D投入应改变目前上中下游面面俱到的模式，通过税收等杠杆，与企业建立R&D合作机制，政府资金更侧重上中游，引导企业资金投入中下游，尤其是投入自主创新、二次创新的研发。同时，通过吸引风险创业资本、产权交易、知识产权抵押等，扩大企业R&D经费的筹措途径。
本报记者 汪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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