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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阑尾手术需要七八千元，再次把地球人都知道的看病贵问题凸显出来。而这绝非个例。
国家审计局2004年对卫生部和北京市所属10家三甲医院进行审计发现，2003年10家医院门诊人均收费307元，比上年增长8.8％；每病床日均收费1006元，比上年增长10.9％。更触目惊心的是，这10家被抽查的医院在2003年至2004年8月的部分医疗收费项目中，违规向患
者多收费用达1189.96万元。其中，医疗检查自立名目、自立标准、重复检查等乱收费858.02万元；药品未按规定降价、无依据收费等乱收费331.94万元。
看病贵是事实，但将板子全打在医院身上也不公平。我们谴责药价虚高、过度诊疗背后的医德沦丧，更不能不反思其中的体制背景和机制弊端。如果说不菲的开销是治疗必须，倒也罢了。问题在于，如果相当一部分费用是过度医疗或乱收费所致，就不能不怀疑其中的利益动机及更深层的制度环境。
药品作为特殊商品，处方权在医生。目前医院囊括了药品销售的8－9成。而我国现有药厂6000多家，药品批发企业约1.6万家。在这种千军万马要过独木桥的情况下，产品高度雷同的药商还有何谈判筹码？只能动用医药代表，层层公关。通常，药品从厂家到患者手中要经过6－9个环节，每级都要利润，药价水分怎么能拧干？高折扣、大回扣等不正当竞争手段也因此得以大行其道。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以药养医”的政策，国家允许医院在药品方面可获取10—15％的加成利益，在各类器械、检查设备方面收取5％的管理费。也就是说，医生越是将用药降到最低限度，劳动补偿就越少。医生自然放着价廉物美的药不用，大量使用高价药，习惯于开大处方；医院更竟相攀“高”，纷纷引进CT、核磁。在一些大城市，高档设备相当密集，甚至超过美国。患者一住院，也不管是否必须，便彻头彻尾地查上一遍。正是这种“劳务亏损卖药补”的体制，使老百姓的医疗费打着滚地往上涨，更助长了索贿受贿、高额回扣、假冒伪劣等医疗腐败。
药价过高、检查过滥同时是医生加倍复杂劳动不能合理回报的结果。在所有专业中，医科学生的学习时间最长，这在相当程度上证明了医生职业的风险性和智力、技术及经验的重要性。不改变目前材料值钱，技术不值钱这种“见物不见人”的现状，回扣和红包就会成为普遍的行情。毕竟在法律法规不能有效约束医疗行为时，道德的力量十分脆弱。
随着财政补贴的减少，医院也面临生存压力，盖楼装修、添置设备、引进人才样样要钱，发展的成本最终都会转嫁到患者身上。让医生当会计，让拿手术刀的为生计所迫，恶化了医患关系不说，更滋生了医疗腐败。而不解决现象背后的体制问题，任何改革都会陷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泥潭，百姓依然会喊看病贵。
市场化是医疗体制改革的方向，但却不可盲从迷信。让百姓看得起病，有引入竞争问题，有技术进步问题，而最关键的是制度革新。没有政府“有形之手”的合理监管，再好的技术，再多的市场化手段都不管用，或者用上了也会大走其样。为社会创造公平的医疗环境、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医改切不可迷失方向。
《市场报》 (2005年07月25日 第二版)
作者：李旭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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