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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查道炯
编者按：
面对居高不下的石油价格，面对世界性的能源紧张局面，中国再一次站在了风口浪尖上。
中国未来的能源前景到底如何？中国能源战略到底该何去何从？带着一系列的问题，本报记者与数名能源战略方面的专家进行了面对面的接触，推出了“中国能源战略高端访谈系列”，以期让读者能更加看清中国未来的能源形势。
中国能源战略高端访谈系列报道之一本报记者 祝慧
中国的石油问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引起关注。尤其是在中国第三大石油公司中海油集团以185亿美元的高价将橄榄枝抛向美国老牌石油公司优尼科之际，一项习以为常的企业并购再次把人们的眼球吸引到中国石油安全问题上。中国究竟该如何来保障石油安全？需要花多大代价？带着这些疑问记者专访了查道炯。
石油安全的重点在国内
“能源需求变化是服务于经济发展的需求，从能源和经济这个链条来看，中国在世界能源市场中的地位是个很复杂的课题。”这是查教授在明了记者采访意图后说的第一句话。
他认为，过去1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其中重要的来源是对外贸易。也就是说，全球能源消费经历了一个从境外投资来源国向中国转移的成分，中国经济工业化和居民生活城市化的过程中能源消费量的上升不可避免。
“应该辨证地看我国的能源供需状况，你可以少消费点啊，但少消费的前提是你经济增长不要这么快。”查教授说。
“未来战略性的石油政策的核心不在国外而在国内。”查教授强调，“要真正做到主动，中国自己能做的就是节能，必须控制消费量的上升。但这并不是说从绝对数量上讲，因为经济还是要发展的，节能的核心落脚点是能源消费效益的提高。”他指出，在能源强度（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之间的比例；能源强度越低表明消费效率越高）不断改善的情形下，石油进口量上升了并不是问题。总之，能源消费效率与可供消费的能源消费总量一样是思考一个国家能源安全的必要因素。
据国家权威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2000年我国石油消费达2亿吨，假定今后10－15年中国石油消费增长速度比过去10年的增长速度低1个百分点，即按4％测算，预计2005年、2010年和2015的原油消费量将分别达到2．43亿吨、2．96亿吨和3．6亿吨，与此同时我国石油产量不可能大幅增长，2020年预计为1．8亿－2亿吨，然后将逐年下降。
另据国际能源机构预测，2010年中国石油消费的61％、2020年石油消费量的76．9％要依靠进口。
从这样一组数据不难发现，依靠石油进口已成为中国经济不可改变的现实。
建设石油战略储备不是重中之重
说到石油进口，自然而然就会想到中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对于整个中国而言，伴随着石油进口依存度上升的是产业结构及其调整必须依靠稳定的石油供应；继续扩大对外贸易是获得国民经济建设所需的国外资金和技术的必要来源；中国居民交通条件改善的空间依然很大；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有了大幅度的改善，但主要石油输出国地区的不稳定威胁了中国进口来源的稳定。
目前，有一种预测认为，未来20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将从1998年的18．76％上升到2010年的46．3％～52．3％和2020年的55．8％～62．1％。
与对外依存度相关联的是我国在世界石油市场运作中依然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对此有不少观点认为，中国该加强石油储备，这样才可以掌握一定话语权。
“战略储备的作用有说过头的成分。”查教授这样认为，理论上来讲，进行储备有两个基本目标：一个是商业作用，通过释放储备来平抑油价；另一个是军事作用，在与他国交战的情况下，在出现很强烈的敌意、一国经济遭到贸易封锁时，释放储备来满足国内用油需要。因此，我们要研究我国面对后一种情形的几率有多高，如果没有这种可能或者可能性很低的话就没有必要将建设储备作为重点。此外，现在油价如此高，花高价买来后还要维护储油罐等设施，这样到时再释放的油价也不会低，除非有足够的资源和意愿去赔本。“所以时机不对。”
此外，查教授还讲到一个重要方面，“现在储备，国际上会说因为是你要储备，要买油，把油价哄抬上来了，对不起，是你的错；不储备又会说，别人不知道你有没有利用储备的商业作用的打算，因此你的市场的需求变化不明朗，还是你的错。所以，做和不做在国际上看来都不对，建设石油储备不是重中之重，可以缓一缓，择机行事。”
依靠把握相互依存来保障中国石油安全
“我们的海外石油安全最大的问题是贸易上的禁运和运输上的封锁，还有一个就是国际油价波动的风险。”查教授这样分析。
他的理由是，一方面，因为我们现在还有一些不能排除发生军事冲突的问题，所以遭到石油运输封锁、贸易禁运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另一方面，高油价可能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而我国在定价权上也可能继续处于一个比较被动的局面。
针对这两方面的风险，因此，应该把如何处理好中国与国际能源经济和全球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作为思考中国为保障石油安全应付出的代价的起点。另外，控制为保障境外石油供应所需付出的代价，应该从理顺国内能源与经济互动的机制入手。
他认为，我国在境外油价方面没有话语权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我们手中的长期采购合同不多；另一个就是重质石油的提炼能力非常有限。毕竟，重质原油的价格一直较低，人们所熟知的高油价指的是轻质原油价格。
此外，中国的石油公司要进入海外大型的油气田，不一定非要将开采权完全拿过来不可，而是应该考虑通过与大型跨国石油公司合作，同他们一起成为国外油气项目的股东，一起融资、承担风险，在合作中学习它们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进入上游，从融资环节做起，把石油公司做成一个石油商贸公司，采油的同时也参与石油价格的形成，这才是把握定价权的关键。”
除此之外，还应该创造条件来跟供应国家建立长期的供应协议。同时，跟亚洲的一些主要进口国如日本、韩国建立一个运输、采购等环节上的合作机制。因为由于气候、产业结构等原因不同国家会有不同的消费高峰，这样就可以在中国消费低潮的时候把油运到韩国、日本去，而在我们高潮时再运到中国来。“而且中日韩可以联合起来去和石油供应国采购谈判，在消费国之间建立一种以企业利益为基础的合作。”
“我们应该利用中国与国际石油市场以及整个世界经济形成相互依存的现实，通过驾驭这种相互依存（包括进一步理顺国内能源与整体经济的互动、提高国内经济的能源利用率），来保障中国石油安全。”查教授强调把握这种相互依存来保障中国的石油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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