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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本报记者 黄玮 曹静
7月5日，在解放日报首届“文化讲坛”上，香港凤凰台时事评论员曹景行开讲《文化选择中的媒体专业道义》，并受聘为“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文化顾问”。关于文化、关于新闻，曹景行的真知灼见，吸引了许多读者对他更多的关注。
采访他，他的半生脚步和一些心路，给予我们有益的启示。显然，具备一种思想的力量，仅有“知道”是不够的。
●不知道，怎么做新闻？
有人说，如果要找凤凰台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栏目，就会选《时事开讲》。因为在它身上，集中了凤凰台的主要特征：精致、实用，形式相对简单。
也有人说，曹景行对国际时事的独到见解，造就了《时事开讲》这一名牌时事分析栏目。
精彩的节目和睿智的评论员，让不少人变得再也不能那么早睡了，因为看完《时事开讲》是午夜。“名嘴”曹景行走在大街上，有人对他说，“我晚上睡不着觉，看了你的节目觉得还不错，养成习惯以后不看还睡不踏实”。
“名嘴”名气渐大，就有了小小“烦恼”。“有一次，我走在北京的大街上，看到卖冰糖葫芦的，一时嘴馋买了一串，但想想在马路上吃被人看到不好，只好藏在衣服里，回宾馆才饱了口福。”
《时事开讲》因“紧跟时事，作出最迅捷周详的背景脉络剖析，满足了公众超越日常新闻信息的深层需求”，而在《中国电视节目榜》上被列为“最佳新闻类节目”。而曹景行也被称作是“知道分子”的代言人。
无论是“名嘴”，抑或是“知道分子”，对已然忘却了自己角色的曹景行而言，都不重要。“我哪儿有角色的问题！我最主要的就是，根本没有想过自己是一个什么角色。”
而观众，喜欢着他金丝边眼镜和花白头发的优雅，喜欢着他从容睿智的谈吐，真正还是折服于他“思想的力量”。
显然，具备这种思想的力量，仅有“知道”是不够的。
记者：曹先生，有种流行的说法称您为“知道分子”的代言人。您的节目满足了观众“超越日常新闻信息的深层需求”，观众喜欢的就是您精辟独到的见解。可见，这样的见解其实是超越了“知道”这个层面的。
曹：我从不认为我有特殊的身份，我就是做新闻的。做新闻，就是对新闻事件有理解并且把这种理解向你的受众表达出来，这是做新闻本身应该做的事。如果你自己不知道、自己搞不懂，怎么去做？
记者：知道，是最基础的。
曹：还有一种说法，说我们这些时事评论员是“名嘴”。当然，我们主要是用嘴讲，这只是一种表现形式，其实还是做新闻的。电视需要视觉的效果，做电视评论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用视觉。我的节目，如果说好，我觉得未必是视觉效果怎么好，还是内容。如果要界定的话，不是“知道”“不知道”的界定，我们做新闻当然要知道，不知道，怎么做新闻？
记者：您也说过，写评论稿时间再紧张，总有可能改一遍，看几遍。而在电视镜头前做评论，事先只有些许腹稿，主要靠现场发挥，想改、想收回都不可能了。
曹：做电视评论的刺激也就在这里了。同时，这个做法也是凤凰的特点。不是直播，当然也可以改，但是你没有这个资源那样改。如果你一直要改的，是不可能做下去的。
●辛苦也是一种积累
曹景行，是“报纸杀手”，也是“影帝”(影印之帝)。翻阅报纸、准备素材，成为他每天的日积月累。他还乐为凤凰卫视的同事们“打工”，看到适合其他栏目的内容也剪裁下来，供人参考。
阅读，成为他生活的一种状态。
知青岁月，曹景行身处资讯匮乏的农场。为了看一场露天电影，忍饥挨饿，苦苦等候。从晚上收工一直等到凌晨3点，几百名观众，无一人离去。片头主题旋律一奏出，曹景行的幸福可以用“颤栗”来形容。那时，他从农场发给干部的书籍中汲取养料，不管是二十四史，还是马列著作，抓到手就如饥似渴地读。
复旦大学历史系就读的4年，是他一生中的“最幸福”，“几乎能听的课全听了”。为了补习英语，他自学英文版的《世界史纲》，“那种《英汉小辞典》，被我翻烂了两本”。
在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时，更是埋首穷经。当时，社科院中外报刊资料室花60万美元购置了大量资料，曹景行像一个苦行僧，在这个“藏经阁”内整整修炼了6年，晨钟暮鼓，一日不辍。“其实那时没有目的性，只是不知干什么才好，不如多读些书报”。
但正是这种“没有目的性”的苦功，给了曹景行厚实的积淀，也让他在不惑之年进入香港媒体时信心十足，成为“电视时评第一人”。他的节目，让大家领略了知性的魅力。
记者：风云变幻，时事错综，您如何能敏锐而准确地作出评论？
曹：人家说，凤凰台是把审查节目的人直接推到了第一线。所以，有一个比较大的发挥空间，但需要你能够把握住分寸。如果有这样的平台，评论员自己又有一定的积累，我觉得就可以做到这样。
记者：问题是积累不容易做到。
曹：积累要有时间。
记者：但现在很多人觉得工作的过程往往不是积累，而更多的是在消耗。
曹：在香港打工，每天都是大的消耗。如果说积累，我在当知青、在社科院时比较多。
记者：在香港工作，节奏越来越快，能有时间思考吗？
曹：无非是要多花点时间，就是辛苦，但这种辛苦本身就是一种积累。
记者：辛苦也是积累？
曹：辛苦当然是积累。很多事情，你做了才有积累，你经历了就是一种积累。积累不是太神秘的。不是说凤凰做评论如何了不起，而是有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就是你需要一定的积累，你需要好的舞台。我做新闻的时间不长，不到二十年，做了十年新闻的时候到了凤凰。所以我说很多东西是偶然的，或者说是拣来的。
记者：记得当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后，您接连5天做了《中国人今天说不》直播，拉出来就能上，这个偶然是需要有底蕴的。
曹：新闻是一个跨媒体、跨行业的东西，它要的素质，不只是你一个新闻本身的专业问题，综合知识以外还有你对新闻的一种兴趣、追求。首先我认为我们做评论员，就是打工。但这个打工，比较好的就是有一个好的舞台，凤凰这个舞台是很独特的。凤凰给你两个空间，一个是舞台的空间，还有一个是发挥的空间。而且就我个人的感觉而言，我毕竟是从大陆来的，凤凰让我又回到了大陆。
记者：现在的事业，您原来的背景对您有用，反过来又让您有机会更了解祖国。而且，您的父亲曹聚仁先生，就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新闻工作者，您“歪打正着”子承父业，这里是否有父亲的潜移默化？
曹：就是一个环境、一个氛围。你在这个环境里，关心的事情就和这个环境有关。因为，我父亲就是这样的人，我也会关心国内外的大事。他留下来的是这类书，我会从这类书里去读。读父亲留下的作品，受益匪浅。
●还想跑几次大新闻
由直播《中国人今天说不》起步，曹景行在仓促中成就了一个新的节目形态———时事分析和时事评论的诞生。1999年5月9日那天，已经50多岁的曹景行认为：这天的事件使他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未来空间。
从此，“曹式评论”开创了中国一种新的电视媒体形式。
几年来，透过《时事开讲》这个长盛不衰的节目，他尽情展现了对国际时事及中国新闻的独特见解。
近来，他又创意推出了《总编辑时间》，用自己的眼光挑选、编排，将大事件、大新闻一一主题化展现。
已成为“电视明星”的他，最初入行只是“人过五十，就开始想干些新鲜、好玩的事情。一不小心就客串起电视节目主持人来了”。
而现在，他想的是：下一个重大新闻会是什么，有没有机会去？在头发完全发白之前，还想跑几次大新闻呢。
记者：您一定不会想到50岁后会成为“电视明星”吧？
曹：我到现在也还觉得不可能。有一次在北京参加一个电视栏目的评选活动，我说，50岁以前我是看电视的，谁会想到50岁以后会做电视。我到现在还是业余的。
记者：业余的，却做得如此好，开创了一个新形式。
曹：我觉得自己尽力地做，自己能够做下去，而且节目居然会吸引广告。我这么大年龄，到凤凰之前一直在做“亏本生意”，我在农场10年，我们农场就是亏的，社科院也是亏的，要花钱养着我们那些人。然后我到《亚洲周刊》做了8年，那个《亚洲周刊》没赚过钱。而现在我为凤凰还赚了点钱，我觉得不错。一个半夜不值钱的时段，现在变成广告收入不错的了，据说其他有一些频道晚上不用的时段也开始用了，大家一起多增加点财富这很好。
记者：《时事开讲》已被称为是“长寿节目”了。赚钱的感觉，其实是自我价值的另一种证明吧？
曹：对。有自己的价值存在，得到市场的承认。因为钱的背后，有一个观众接受的问题。我们的节目在市场上站得住脚，就是说得到受众的认可，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点。
记者：凤凰台开拓了一些非黄金的时段，赢得了很多观众，它所证明的就是节目的吸引力，你们是如何实现这种吸引力的呢？
曹：这都是因为需求。有的需求是我们发现的，有的需求是我们碰上的。凤凰一个特点就是不太主观，先做一个，就看反应，反应很快的，不好的节目也许过几个月就没有了，如果节目还可以的话就往更好的方向再调整。资讯台要改革，我就说能不能让我这个老头来播新闻？不光是播新闻，而是我来编排我来挑选新闻，于是就有了《总编辑时间》。开创这个节目，只增加了一个人手，还是个实习生。
记者：以客观的需要，来创意节目，这实现的是一种良好的互动。而通过挑选、编排和一点评论，节目的深度和特色也就不言而喻了。
曹：你在做节目的过程中，你会感觉到你的观众，然后最终的沟通方式也会调整。《总编辑时间》，我的感觉就是我的观众比较忙，晚上9点钟的新闻没时间看，或者他是很关注新闻的人，看了晚上9点钟的新闻，还想看到更多的，所以选择在晚上11点再来看看。我选的都是大新闻、重要新闻，它有逻辑。这个新闻编排和其他新闻编排有不一样的，就是它有内在逻辑。还有一点评论，不多，但有一定的主题。这也是一种尝试，满足观众更高层次的需求。
●我不懂的，我不会去评论
西安咸阳机场，曹景行以记者身份来采访宋楚瑜访问大陆，不想却成了被采访的对象。众多记者围着他，听他在机场现场“时事开讲”。
一次讲演现场，有位新闻工作者请他题写一句最刻骨铭心的话，曹景行龙飞凤舞四个字：唤醒世界。
对于这四个字，他自有思考与理解：我觉得这辈子能有一次“唤醒世界”就已经可以满足了，毕竟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在做新闻。
为了一次的“唤醒世界”，付出的是长久的“关注世界”。因为关注，他深切体悟“变数”两个字，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变得很厉害，而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能力实际上是很薄弱的，即使我这么多年花了很大的精力，关注一个问题，但我还是把握不了它明天会怎么样”。
记者：您总能从新闻事件中找到观众感兴趣的东西，提供给观众“第一解释权”，即在新闻事件报道后的第一时间，对新闻发生的深层次原因从不同角度进行剖析。同时，您也感觉“世界变得很厉害，而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能力实际上是很薄弱的”，您是如何面对这个矛盾的？
曹：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必须明白目标观众在哪里，全球华人愿不愿意收看。凤凰有自己的目标，就是让我们的新闻抓住全球华人的脉搏。
在凤凰的最大感受就是站在“泛中华”的角度，为华人普遍关注，这很不容易。我们做出的任何一个动作都以我们的受众了解为主，你感觉凤凰的节目中有浓厚的人文色彩，是因为我们需要，我们需要人文关怀，所以凤凰就有了人文色彩。凤凰卫视是市场运作下的电视台，做节目一定要考虑成本和回报。观众接受度高，就代表有广告价值，广告上来了就意味着这个节目有市场。
做电视的最大力量是观众的遥控器，因此我们很尽心地为观众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节目。其实，无论是做电视还是报纸，脑子里总要想着：观众和读者实际上掌握着“生杀予夺”的权利，节目、报纸不好看，随时可以使用遥控器换台、或者不掏出口袋里的钱买报纸。
记者：媒体需要、渴望了解观众，但“接近度”实非容易事。尤其是在技术日新月异的年代，新媒体频频出现，传统媒体不时面临挑战，对此，您的看法如何？
曹：我在中山陵做直播时，是一边跟在宋楚瑜的身后，一边用手机做的直播，而这在几年前是不可能的事。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习惯通过各种手段来获取新闻，传统媒体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现在手机已具备了拍照功能，将来一旦图像传输等问题解决了，人们可以拿着手机将刚拍到的新闻直接提供给电视台，还可以用手机浏览网上的几百个电视节目。在新技术下，在新媒体面前，传统电视媒体，包括凤凰卫视，目前都正在寻求新的出路，在考虑媒体的多元化问题，这也是将来的一个必然发展趋势。
记者：媒体的发展前景、新趋势，是一个综合的问题，它与社会文化相关联。
曹：文化，是什么？就是你除了工作、吃饭、生孩子以外，你还应该要的东西。每个时代的人，有他们的文化，文化标准也不同。
的确,年轻人和传统媒体的关系可能会疏远,但是年轻人有他们新的文化空间。对大众媒体来说，我们缺少的恰恰就是好的大众文化，即俗文化。用雅来改变俗是不可能的。是不是俗一定就是低俗，雅一定就是高雅？有些行为艺术可以说是“低雅”吧。大众媒体，要大众接受，就是要做到能够让大众接受，而不是片面地一味强调我要大众接受什么。我们做评论的，不断在感觉的就是，观众能不能够接受。要从大众的角度做出好的东西来。
记者：所以你评论的表达方式是平和的，而不是居高临下的灌输。
曹：我的评论只是提出问题。对我来说我今天谈这个问题，把这个问题提到电视上来，我就达到目的了。我会说，“我认为这个问题比较重要，我是从这个角度看的……”引起关注，就是这样。还有一点就是，我不懂的，我不会去评论。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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