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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珠三角区域合作面临的问题
一切区域合作最深厚的基础植根于市场需求之中，这是不言而喻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一经提出就得到各方的积极响应和参与，就是源于各方优势互补、互有需要的共同利益诉求，即粤港澳的发展要求拓展内陆经济腹地，而其他省区则迫切需要承接产业转移和开拓农产品市场。然而，泛珠三角的区域合作既不同于长三角、环渤海湾等国内区域合作，也不同
于欧盟、拉美等国际区域合作，而是在“一国两制”下，横跨东、中、西三个不同发展梯次经济地带的区域合作。这就决定着泛珠三角的区域合作不是径情直遂的，而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要率先成为“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先行区，要走的路还很长。全部问题的症结主要在于：
第一，体制落差大。港澳是一个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广东因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而市场体制发育较为完善，湖南等8省区则处于加快建成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阶段。这种体制性落差决定了泛珠三角的区域合作不能完全依赖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力量，必须“双管齐下”，适时适度操作。
第二，发展很不平衡。粤港澳作为泛珠三角的核心之一，明显属于经济高势能地区；而湖南等其他8省区为经济势能相对较低的地区。这种发展的梯度差异也决定着“9＋2”的合作暂时还处于经济技术协作的浅层次上，与产业、市场等经济区的深度合作还有较大差距。
第三，市场二元结构。泛珠三角的合作与发展主要体现为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但由于泛珠三角区域内各省区在工资价格、流通和信息进出设施、金融等各方面差距较大，形成市场二元结构，若由单纯的市场机制主导就可能扩大回波效应，缩小扩散效应，产生缪尔达尔所说的“累积因果循环”。如广东工资收入高，更容易吸引人才；湖南等省金融市场化程度低，反而形成本地区的资本外流；广东的非公有企业主要受利益驱动而与湖南等中西部进行经济往来，而湖南国有企业因体制性因素出现经营动机多样化，使泛珠三角内企业目标不一致，弱化了内在的经济联系。
第四，利益冲突。按照博弈论的观点，作为制度交易博弈的行为主体，各方关注的都是自己一方的现实和未来利益，利益不对称将是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中难以避免的现象。比如，湖南等省区过去错失了轻工业发展的机遇，今天要借助经济结构向重化工业转变的时机，大力发展重化工业；而深圳等城市却在反思其工业发展中的结构过轻问题，也要向重化工业转变，由此而形成竞争。再比如，湖南等中西部省区都把扩大投资和发展工业制造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由此而产生的趋同性使各省区发展失去了差异和分工，而且容易“以邻为壑”，形成拼地价、拼税收、拼成本吸引内外投资的非良性竞争。还比如，湖南等省区在守候珠三角产业梯度转移抛来的果实，“借梯上楼”的同时，广东的粤北等经济次发达地域则挟天时地利而捷足先登。区域经济合作也因各方的这种利益变动而显得基础脆弱。
以上这些问题是事实上存在的，不是主观想象的；是经济合作中应该充分考虑的基本要素，不能视而不见或不作全面考量；是贯穿于合作的一切发展阶段和一切大小问题之中，始终应给予认真权衡。要真正实现“合作发展、共创未来”，就应把“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协同起来，少些情感性，多些物质化，着力研究扩大合作的基础和发展的空间，改善合作与发展的政策环境，为合作各方寻找更有包容力和创造性的战略定位。未来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的实质性进展，也就取决于合作各方在多大程度上能连贯地使用“政府推动、市场主导”的原则，能在多大范围内争取“有所作为”。
加快建立促进区域
合作与发展的政策体系
一是要以共同利益为基础，解决好区域内生产要素协调与整合问题。只有维系在“共赢”的基础上，区域内各成员才会有合作的需求，实质性的合作才能得以展开。强化区域合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以共同利益为基础，整合区域优势，形成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的局面。这必然涉及生产要素的共享与整合。泛珠三角内的不同区域之间基本上属于异质区域，彼此之间以互补性经济结构和协作性经济联系为主，要做到生产要素的共享并不难，难的是如何整合，以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合理利用。
从国外省市区实行区域合作的做法与经验看，各类跨行政区域合作都把区域规划作为协调与整合的政策重点，因而泛珠三角各省区要齐心协力，强化“泛珠三角经济圈”意识，一起争取国家把泛珠三角区域规划列入国家“十一五”规划，成立有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会同泛珠三角区域内各省进行综合协调的机构，致力于研究泛珠三角各省市都十分关注、又难以解决的问题，如加快跨省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优化港口、公路和铁路物流交通网络，加强电力、能源及矿产原材料等方面的统筹协调，从而避免诸如粤港澳三地近在咫尺，却建有数个国际航空港，导致资源低效配置的败笔。同时，区域内还应以共同利益为动力基础，创建各种跨区域的利益组合模式，致力于扩大和深化共同的利益基础，化解因利益冲突而造成的人为障碍。如通过股份制组建泛珠三角合作与发展银行，或者引进港澳金融资本参股内陆中小商业银行，以支持跨区域的大型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项目，或者是能加强泛珠三角经济内在联系的工农业产业项目。
二是要以市场机制为手段，解决好区域内的产业聚焦与扩散问题。广东的工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起飞，向工业化后期的重化工业结构转变，偏轻的产业结构也因大量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而仍然具有低成本竞争优势，短期内难以形成较大规模的产业转移；而湖南等省将在本世纪头二十年进入工业高度发展期，迫切需要发展劳动密集型、资源加工型以及规模大的重化工业项目，其合作各方的产业协调已提上议事日程。区域内的产业协调，要以锻造全区域内的产业价值链为重点，正确处理好产业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的关系，解决好产业的聚焦与扩散问题。
当然，按照产业集群理论，产业的聚焦与扩散基本上是一种市场行为，主要依靠赢利优先的“看不见的手”运作，促进企业间与企业内的区域分工，达到产业交换与分工的目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无所作为，政府可以制定吸引投资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建设公共技术平台、吸引社会资本，完善市场机制，创造一个有利于企业走上合作前台的政策、体制环境。
因此，各合作方政府应从规模经济区域合作的角度，统一重大投资政策，加强冶金、化工工业原材料等上游重化工业项目，以及能源、电力、交通等基础产业大项目上的政府层面协调，以防止地区分割，各搞一摊和过度竞争。
粤港澳地区在制定自身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战略时，也应更多考虑腹地的发展势头和发展方向，鼓动产业链上的一些中高端增值环节，采取建立生产基地、外包等方式转移到中西部省区，既为粤港澳的产业发展创造高增值的空间，又推动湖南等省区对资源进行深精加工，增加产业附加值。而湖南等省区政府则要下大力改善和优化投资环境，统一协调并规范招商引资中的用地、收费等优惠政策，摆脱过去个别省市区政府单独组团赴粤港澳招商引资的一贯模式，吸引粤港澳的资金、技术、人才等高层次生产要素，主动承接珠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资源型加工制造业的产业梯度转移，“借梯上楼”发展本地产业经济。
同时，还要着力打造高起点的产业对接平台，既抓增长点，也抓增长极（比如湖南的长株潭、江西的昌九工业走廊等），激活科技教育资源，“造梯上楼”，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等方面与粤港澳进行合作。
三是要以提高竞争力为目标，解决好区域内的经济合作与竞争问题。区域合作不是一次性博弈，因而，从长期来看，合作各方都会选择理性的战略推动合作，区域经济差异将连同核心边缘结构一起消失，泛珠三角内各区域的发展大体上呈现出由扩大到缩小的倒“Ｕ”型变化，走向趋同与均衡。但是，战略是跟着利益来的，短期内各省市区之间的竞争因利益矛盾而不可避免，但这不是盲目竞争，也不是一场你赢我输的竞争，而是共同取胜的竞争。因为以市场经济规律为内在动力的区域合作已经成为挡不住的潮流，省市之间的竞争正在演变和让位于经济板块的竞争，各省市的经济社会只有融入大经济区之中，彼此合作，协调发展，才可以汇集区域的整体力量来增强合作各方的竞争力。
中国目前形成了以泛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湾为主体的三大经济区，这三大经济区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将展开以资本（尤其是国际资本）、人才（尤其是高科技人才）为重点的新一轮竞争，力图抢夺资源配置的主导权。泛珠三角合作与发展的强劲引擎来自香港与内地ＣＥＰＡ协定，这个制度性平台加上源远流长的合作历史和现实基础，不会使各成员因合作而沦为哪个核心区的“附庸”，而会成为彼此合作的“伙伴”。这种合作有别于传统区域经济理论认为的简单支配与依附关系，而是把竞争性与合作性、自身发展与区域共同发展协调起来的更为平等的资源配置与产业分工关系。
（作者分别为湖南省政府副秘书长、湖南省政府办公厅综调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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