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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林
据新华社7月18日电，商务部部长助理、全国三绿工程工作办公室主任黄海18日在北京说，近年来由于大力推行了许多制度，国内食品安全形势总体趋于好转，市场把关作用得到加强。但形势依然严峻，食品卫生平均不合格率仍达8％左右，蔬菜农药残留超标率约为7％，据调查，消费者对任何一类食品安全性的信任度均低于50％。然后称“商务部将采取切实
有效措施进一步提高质量水平”云云。
信任度低于50％，具体低到多少没好意思公布，但可以肯定地说，从苏丹红事件到光明奶丑闻，从脏哈根达斯到甲醛门风波，近几个月食品不安全事件的接连爆炸，这个“低于50％”一定非常低！——其实，对这个数据，笔者最关心的不是“到底低到什么程度”，而是有关部门如何面对这种低，能轻飘飘地一说了之吗？
消费者对任何一类食品安全的信任度均低于50％——如果在一些欧美国家语境中，这一定是个爆炸性的政治数据，信任度低于50％，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半数以上的消费者对政府的食品安全工作投了不信任票，而公众的信任度常常是评价政府部门工作一个相当核心的指针——与“信任度过低”相连的，必然是相关官员的引咎道歉甚至辞职。
为“信任度过低”而引咎道歉甚至辞职，这体现了一种勇于承担责任的政治文明，一种尊重民意敬畏民意的政治道德。
在我们官员的语境中，消费者对任何一类食品安全的信任度均低于50％，这似乎仅仅是一个“经济数据”，是一件无关政治的小事，可以轻飘飘地一笔带过一说了之，把这个数字公布出来就算是“尊重民意”了。
如此轻飘地看待一个如此重要的民意表达，低于50％的食品安全不信任案下，无人引羞道歉，无人引咎辞职，无人视之为一个牵扯到自身乌纱帽的政治数据——这体现出问责制度的缺位和官员责任意识的缺失。
在马斯洛安全需求层次中，对安全的需求属于人性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在许多自由制度的权利序列中，免于恐惧的自由又被列于相当重要的位置——而饮食又是支撑一个人生存“无之必不然”的东西，所以“食品安全”在每个人的生存需求中又处于首当其冲的地位，为了总体性的“食品安全”，人们愿意交更多的税、让渡出一些个人权利交由政府，赋予政府管理食品市场的权力——保障食品安全、维持公众对饮食安全感是政府应尽的一种义务。
而显然，消费者对任何一类食品安全性的信任度均低于50％，这是一个明确的政治信号——对市场监管部门工作的不信任：如果商人都是活雷锋的话，就无需市场监管部门存在了，商人的私恶在食品市场中泛滥成灾，这表明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没有做好——既然权力源于公众赋予，公众又表达出了不信任，有关部门就应该给公众一个负责的说法：道歉或者辞职。
无人辞职，甚至无人道歉，如此轻飘地一说了之，这是长期养成的一种习惯，更是一种“超稳定乌纱体制”的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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