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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生有关中国经济冷热之争之前，学界、政府官员及各方面人士曾围绕中国经济发展要不要加快“重型化”工业发展步伐，以及怎样成为一个在重工业领域举足轻重的大国这个问题一直在进行激烈争论甚至争执。有人将此争执称为“吴（敬琏）厉（以宁）之争”，如此定义从一开始便将问题高度尖锐化了。而伴随着中国经济局势的日趋复杂，这一争论也不断升温，报刊上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连篇累牍，一时间颇有短兵相接、烽火连天的味道。
所谓“伴随着中国经济局势的日趋复杂，这一争论也不断升温”的说法，非常清楚地将这个争论与有关中国经济的冷热之争联系在一起了。一方面，由于在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思路影响下，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开始出现明显“重型化”倾向，重化工业快速膨胀直接烧热了中国经济，住宅、汽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热发展，引起钢铁、有色金属、建材机械、化工行业的高速跟进，最终带来电力、煤炭、石油等资源的严重吃紧。此局面直接导致了新一轮的宏观调控，经济的冷热之矛盾也由此而产生。另一方面，亦有评论指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我国经济的重化工业热，是导致目前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而基于贫富分化加剧等原因而导致的中国经济若干深层问题，正是一些人看淡中国经济前景的主要衡量指标。
然而到目前为止，尽管我国正逐渐清醒认识到不平衡发展带来的隐忧，在去年和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发展循环经济被一再提及，但关于中国要不要加快“重型化”工业发展步伐问题，决策层似乎还陷于困惑境地，难以在短时间作出抉择。
令决策层还陷于困惑境地的原因在于，从一方面看，一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缺乏质量和效率，是一种劳动密集条件下的、体力型的粗放经营；经济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且没有得到有效化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若突破现在所扮演的“世界加工厂”的角色，加大投资并向重工业领域发展，可能会导致经济结构进一步失衡、生态环境遭到更大破坏、人与自然的矛盾更加突出。而且在中国现有体制条件下，重型化工业根本无法与国际先进国家正面竞争。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正在迅速崛起，经济竞争日益强大，如果不借机加快“重型化”工业的发展，将来必然会受制于人；更重要的是，中国一旦渡过初级增长阶段而转入集约增长阶段，需要强大的“重型化”工业做支撑。
然而尽管还存于困惑之中，但以上争执似乎已有向一方倾斜的迹象———直接的依据来自于目前我国正面临的能源危机现实。如吴敬琏所言，我国如果继续大力发展耗能工业，甚至成为焦炭、电解铝等高耗能产品的最大出口国，固然能够靠劳动力和水、土、资金等资源价值的低估取得一定的账面盈利，但按照真实成本计算，即使不考虑环境损害，我们得到的往往只是国民财富的净损失。这样的增长方式造成“消耗了大量资源，承受着环境污染，背负着‘倾销’的恶名，利润的大头却不在我们手里”的被动局面。
有学者指出，中国当前的状况是，人均GDP刚过1000美元，信息化时代也仅仅是踏进了门坎。只要劳动者技术装备需要大幅提升，那么，作为生产资料的重化工业，就还会有大的发展空间。但不能不令人所担心的是，即便重化工业需要发展，但学界如此大动干戈，难免会起到鼓动各省市比着大上项目，诱发起新一轮的投资冲动的效果，甚至再度导致产业结构失衡而出现难以收拾的后果。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吴敬琏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网站上发表那篇题为《注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谨防结构调整中出现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倾向》的署名文章前不久，陕西陈家山煤矿刚发生重大矿难。令人不解的是，几乎没有人将“中国煤矿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事故平均7.4天一起；一次死亡30人以上的特别重大事故平均50天一起”的严酷现实同中国重化工业的粗放发展方式和政府推动模式的典型性联系起来去思考中国到底存不存在重工业化阶段的疑问———直到新疆阜康“7·11”神龙煤矿特大瓦斯爆炸事故发生，舆论仍不屈不挠地纠缠于安全生产之题———有人说，是否要跨越重化工业发展阶段是在一个合适的时间提出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但这个答案显然已不是经济学家力所能及的事。
（侯颖／编制）（来源：金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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