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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徐思佳13日北京报道】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今天召开的中国改革高层论坛上表示，AMCs（资产管理公司）自1999年成立至今已有数年时间了，最近发现其中出现了不少问题，特别是处置价格、以权谋私、利益输送等问题，也就是人们普遍所说的“冰棍效应”。
周小川表示，政府创建AMCs后，首先应认识到，当且仅当改革的目的是使微观金融机构强健化并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时，才有必要把历史遗留下来的、特别是政企不分阶段遗留
下来的包袱剥离出来，否则，对政府讲，只是把风险从“左口袋装到“右口袋，会引来很多质疑和批评。其次，政府成立AMCs是为了进行专业化处置，但AMCs处置的不是好资产，而是可疑类、损失类资产。处置这种资产时谈论的保值增值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与处置国有优良资产的做法会很不相同，其中涉及数量上和速度上的平衡关系问题，即到底有没有“冰棍效应的问题。尽管个别资产在长时间持有后价值能够回升，但多数情况下，拖时越长，回收的价值越小，从这个角度讲，“冰棍效应这个比喻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处置快了，也会面临“为何不多收回一些的质问。第三，在市场化改革的条件下，资产处置必然是市场处置，因此就要培育市场，并把由竞争性市场中得出的公允价格作为合理的处置价格；这要求市场参与主体应当是财务硬约束的，即财务制度完善、产权关系清晰且其内部有正向激励机制；而建立激励机制又需要国家有一个资产处置的回收底线，在底线基础上建立一个多收多得的递增的激励制度。如上述逻辑链条中任何一环出了问题，依靠市场处置不良资产就会出很多问题。
周小川认为，政府能做的就是：第一，应该完善法律法规。因为目前虽有一个AMCs条例，但在资产处置方面的立法、司法和执法方面仍有不少掣肘和受束缚之处。通过国际比较看出，中国做的还不够好。第二，在培育市场方面，如果想要用竞争性市场来决定和评判处置工作的好坏，那么参与主体仅靠4家国有制的AMCs是不够的，需要吸引私人的、外资的处置者进入市场。第三，要对4家公司内部进行改革，防止其机关化、官本位，避免在资产处置上软约束等不利于价格形成的因素。第四，在市场未发育之时，需要模拟市场去定价，即需要有市场经验的机构进行价格评估。这才能够避免软约束并建立内部激励机制。第五，建立内部激励机制。因为如果激励机制缺失或过于微弱，资产保值增值和最大限度的回收很可能成为一句空话，人们可能会寻求有利自身的激励，可能会出现不少谋取个人利益和经济利益输送等案例。第六，处置的程序和工作程序是很重要的，可以约束不合适的做法，使处置必须通过竞争性市场。但如果建设市场基础的力度不够，比如市场参与者软约束，或内部存在反向激励机制，那么，正当程序之下便可有利益输送，程序还很可能成为谋私行为的保护伞。第七，中介市场要成长。资产处置高度依赖于中介机构的诚信和服务的质量。政府对此应有个战略性的安排和指导。
公司治理定义不清
政府可发挥作用
【实习生吴君强北京报道】周小川今天在“中国改革高层论坛”说，我国的公司治理概念和内容有若干重大遗漏，有待进一步明确，政府在这次方面应可发挥重要作用。
“政府在强调公司治理改革时应进一步明确公司治理的原则与指引，许多人已认识到，完善公司治理是改革的重
中之重，但公司治理的概念和内容有待进一步明晰。”周小川指出，公司治理的基本要求主要体现在《公司法》中，而我国《公司法》尚需进一步完善；同时，仅靠《公司法》也是不够的，公司治理涉及理念、惯例、法律以外的约定、自律组织的约定以及文化。
周小川认为，在我国，各部门对于公司治理的说法和要求也不尽一致，这些要求中都有若干重大遗漏，对实践中的重大难点也未给出解决的指导，对于OECD公司治理原则也没有正式的态度。因此，所谓的公司治理改革很可能是一个没有定义或定义不清的改革。
周小川举例说，股东利益是公司治理核心内容之一，但目前存在大量侵犯股东利益的例子，且没有明确解决问题的途径。比如，债转股，转股股东权利没有得到保证，利益也没有保证，甚至处于非债非股的悬空状态；OECD公司治理原则中注重stakeh o ld e rs作用，被翻译为“利益相关者”，有的翻译为“利东”，可以说尚不存在准确的、普遍接受的中文词，更没有关于stakeh o lders在公司治理中如何发挥作用的原则和指引。另外，党组织和董事会、管理层出现争议，如何解决；治理与监管的相互关系，这都缺乏明确的原则和指引。
“公司治理改革是一项人们寄予重大希望的改革，我们当然不能使这项改革由于原则和指引方面的模糊性而最终令众人失望。”周小川认为，如何把一个无定义或定义不清的改革，改变为一个有定义或定义基本清楚的改革，如何总结各种国际经验、历史经验，并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明确公司治理的原则和指引，政府应可发挥重要作用。（14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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