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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帆
“财政搜刮、金融垄断、官僚资本、通货膨胀……”这些一度是对抗战时期国统区经济描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几乎所有的研究成果都对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和国统区经济
予以全面否定，直到80年代后，有了比较大的变化。近年来，随着档案材料的进一步发掘、整理，以及学者们研究视野的日益开阔，对于国统区经济和国民政府经济政策的评价正变得越来越客观和公允。
说起这段经济史，西南财大“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经济战略措施研究”课题组总结说：战时财政经济具有强制性，具有直接为战争服务的特点，具有军事性质，国民政府正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建立了这样一种财政经济体制。
田赋收归中央 现金改征实物
1941年，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为了适应战时需要拟将各省田赋暂归中央接管，以便统筹而资整理”的决议，将原属各省的田赋收归中央接管，并将征收现金改为征收实物——粮食。
西南财经大学图书馆馆长、经济史研究专家刘方健教授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我国的田赋制度早在明代开始，就由落后的“物物交易”演进到“商品货币”，因此，国民政府改征实物，有不少人曾经认为是历史的倒退，甚至说是对人民的盘剥。
但事实上，通过田赋征实，征购和征借粮食，国民政府征得大量粮食，由中央政府掌握，统筹规划，调剂使用，保证了军粮的拨发，公粮的供应和民食的调剂。
在此之前，国民政府为改善军队生活，实行粮饷划分、主食公给制度，但因为粮食有限，该制度仅在参战部队中实施，直到1941年下半年，国民政府田赋收归中央并改征实物，粮食有了保障，军粮供应范围才逐渐推广，所有前后方部队及军事机关、学校、医院、工厂官兵，一律按照供给定量配给米麦现品，足军食而安民心。
同时，政府也得以平价和免费配给公教人员食粮，改善生活。1940年以后，物价不断上涨，公教人员的薪俸收入，不足维持生活。资料显示，如以1937年收入为基数1001940年各界就业人员所得指数，工人为147，工业工人76，乡村工人63，农民88，而靠薪俸收入的公教人员（包括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师和公务人员）仅23。而在税收改革后，国民政府得以实施“非常时期改善公务员生活办法”，使这部分人群生活得以改善。此外，各省征实征购粮食，除拨充军粮公粮及各项专案拨粮外，所有余粮，均照国民政府行政院的规定价调剂民食，缓解了城市平民和战时生产工业职工食粮困难。据不完全统计，自1941年到1944年，四年拨供售济民食，调节市场的粮食共计谷3035万余市石，麦37万余市石，需向市场求得食粮为生的人大为减少。
此外，该举措对避免国库耗费巨资采购粮食，增强财力，紧缩货币发行；避免大量采购粮食刺激粮价上涨带动通货膨胀，稳定市场等起到了极为有利的作用。
金融实行管制 扼制通货膨胀
抗战时国民政府财政金融政策也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重点。在此期间，国民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而实施了增税、发钞、举债和外汇统制等一系列财金政策，虽然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但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中国的抗战事业，也是应付大规模战争的国际惯例。
从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到同年8月13日沪战爆发，为时仅35天，提存和逃避资金就像流水般从银行流出。为了堵住资金外逃的缺口，国民政府两次颁布限制提存令，并在沪战爆发的第三天就发布了《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平时的温和的金融管理改变成战时的强制的金融管制。嗣后，又发布了《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纲要》，设置“四联总处”为统制金融机构的最高权力机关，统一领导、指挥四行业务。此外，划分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的业务范围使之专业化；管制外汇以稳定法币；货币发行集中于中央银行以加强其职能；对商业行庄实行管制等。通过上述措施，国民政府对金融建立起了强有力的管制体制，有效支持了战时财政，扶植了战时经济。
对于一向为国人恶疾的通货膨胀，学界也有新的认识。
日本的入侵，战争对生产的破坏，财政支出的迅猛增加，投机者的囤积居奇，都促使物价在抗战时期不断上涨。抗战开始后，由于战争的消耗，军事费用激增，国土大部沦丧，国家财政收入锐减，财政赤字年年增加，填补财政亏空的办法之一，就是增加通货的发行，而此必然导致物价上涨。在八年抗战中，货币的发行额从1937年底的16亿元，到1945年增加到10319亿元，通货已膨胀了738倍。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根据物价上涨的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实施了战时物价统制政策，分别采取了评价、平议、限价，以及限价与议价并用的办法进行了管制。同时，还取缔囤积居奇和投机操纵行为，对人民生活必需品，如粮食、花纱布进行管制，对食盐、食糖、火柴、卷烟实行专卖等，从而使物价上涨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抗战军兴，急需增强前线的战斗力，急需扩大财政收入来源以筹措战费。国民政府除了增加赋税，增发钞票外，就是举债。既在国内发行公债和库券，又在国外争取友好国家的支援。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先后从苏联、美国、英国等大国争取到大量贷款，购买以军火为主的大量物资。据知在抗战8年中，国民政府争取到的贷款达20亿美元以上，其中属于国家信用贷款的就有11亿美元。
对于战时内外债的研究，近年来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有学者认为，从战时国民政府发行公债的用途看，战时公债发行具有国防性、建设性及战时性的特点，其对维持战时财政收支平衡，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受到财经政策及动荡的战争环境的影响，战时公债销售困难，并没有达到财政当局当时所预想平衡财政赤字的目标，并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另有学者指出公债政策存在着运用上的非连续性，推销上的强制性，摊派上的不公平性和偿还上的欺骗性；募债活动在一定时间内、一定限度内筹集了经费，支持了抗战，但就总体而言，是算不得成功的。关于国民政府的外债，多数学者认为，就整体而言，战时中国举借和使用外债的必要性、合理性应基本予以肯定，中国的债务信用基本得以维持，中国没有因外债问题导致国家主权新的重大损失，中国在外债问题上所处的地位也要优于其他任何时期。但也有人认为，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战时国民政府的外债支持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但削弱了国民政府的特矿生产和贸易主权，使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进一步受制于英美，并对以后中国政治产生了不良影响。
工业大举内迁 保存生产实力
战前中国工业极其落后，布局也极不合理，到了抗战初期，大后方数十省几乎是没有可以依靠的近代工业，迫使国民政府发动并组织了极为艰苦的工矿内迁运动，移植沿海工业到内地，以究竟换时间，迅速奠定起大后方的近代工业基础，支持抗战。
“一·二八”事变后，当上海及其他沿海地区的工业基地受到直接威胁时，国民政府已开始考虑在“国防比较安全”的内地建立新的工业基地。但是，当时政府经营的国营工矿企业，数量极其有限，即使全部内迁，也不能支撑抗战。而沿海地区的民族资本工矿业则集中了全国工业的76％。民营工厂内迁是在“七七事变”后提出来的。以爱国实业家颜耀秋、胡厥文为代表的上海机械厂家表示自愿将各厂的机器设备迁移内地。国民政府充分利用了这些爱国热情，正式决议立即拆迁上海工厂，上海机器工业开创了工厂内迁的先声。因为财力有限，国民政府还有选择地对内迁工厂给予经济援助，同时还规定给内迁的技工以安家费，代为介绍工作等，把使用机器的人也带到了后方。据统计，由国民政府协助迁建400余家厂矿企业，迁入的省份，四川一省就占了内迁工矿的54．67％，形成了战时内地工业的中心。
学界普遍认为，战时工业内迁，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军需民用物资的供应，不仅极大地支持了抗战，而且对大后方的实业建设及经济发展，初步解决工矿业部门结构和地区分布的不合理状态，对中国西南西北地区的现代化进程，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但刘方健也指出，由于战时工矿业的战略决策和措施不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深刻变革的基础之上，而是由政府用行政手段强力推行的，因此无法克服中国社会经济的殖民地性和封建性对工矿业建设和发展的阻碍，加上有关经济部门未能配合，因此，这些战略决策和措施的结果，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这一点，对于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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