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国企改制的层层推进，我国内地已经逐步建立起了适应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企业制度。在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的过程中，通过企业改制，使大量国有企业丢掉了陈旧落后的经营管理体制，重新组建了责、权、利有效结合的新的法人实体，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是，在改制的过程中，对创始人价值要不要(如何)尊重、要不要(如何)补偿的问题也随之被提出来。我们认为，在大势所趋的国退民进中，国企改制的设计者和参与者如果只是抱着尽快告别历史、一售了之的心态，而忽视多方利益的平衡、缺乏对
存续企业及企业价值创造者的关怀，那么很可能迎来多方皆输的结局。
地方国企的创始人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本来相当牢固，正是地方政府的强力支持和能人企业家的经营才能，使这些原本毫不起眼的工厂、车间的产值规模在20年间实现了数百倍甚至数万倍增长，成为国内产业界的领导企业。作为大股东的政府获得利税、就业率、政绩等，而企业家则获得声望和对企业的领导权。各取所需，皆大欢喜。但是昔日这种平衡相持的关系在风起云涌的改制浪潮中正被悄悄瓦解。
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猜想，创始人渴望借着改制之机得到对自身价值的认可，并最好能继续保持对企业的领导权。20年前开始创业的企业家们如今已近晚年，在60岁的门槛上他们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变身为企业产权所有者，分享企业长远利益，要么到点退休白手出局。而地方政府(国资委)想得更多的恐怕是如何借产权出售之机获利退出，特别是对一些增长渐渐停滞、减缓的企业而言，改制正是甩掉包袱的机会。在国资委官员眼中，企业家准确的身份恐怕并非在市场中决策、拼杀的商人，而是他们的下级。为下级定价、让他们全身而退？这是一件没必要、有风险、犯不着的事儿。如果这一猜想成立，那么国资委主导的改制结局就极有可能正是现实中发生的：企业的创始人猝然出局、而政府引进的投资者登堂入室成为新主人。
多年的改革实践告诉我们，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条件，是市场化改革的一种推动力量。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更广泛、更深入地弘扬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不仅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求，也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客观需求。
目前，有两种倾向十分不利于承认和实现创业型企业家价值。一是不加具体分析，指责实现企业家价值是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应当承认，国企改革中确实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但是，国有资产真正的流失是在国企制度缺乏或原有制度不能执行中流出去的，更多的是坐失。二是当前有些地方政府支持外资参与地方国企改制，不允许国内资本特别是民营资本参与的做法，造成了某些严重的后果。南孚就是典型的案例。
正如某些专家所建议的强化企业家的话语权，这样才体现产权交易的公平性原则。对优质的企业，在国企改制中应该以企业家为本，来研究、主导其产权改革。目前个别地方国资部门把优质企业卖给外资公司，差一些的企业卖给民营资本。当跨国公司或民营资本跟企业家发生争执时，一定要对企业能力做判断。比如它是不是一个民族品牌，是不是能够自己做大，能够作为一个独立体系存在？要站在企业的立场上做科学判断，这绝不是哪一个人可以说了算的。在境外的大公司收购兼并案里，一般会请行业里最好的、具有支配地位的企业来收购，他会有一套公平的机制，会设计各种方案，请各方利益代表，请各个层次、方位的决策者来参与判断，以追求公平性。
在美国的并购中，值得我们效仿的一个机制是法院会介入进来。对于一个不公平的并购操作，任何一方都可以把决策者告到法院，可以由法院最终来裁决该并购是否具有公正性、合理性，是否对其他利益主体形成伤害等。在国外收购和反收购实际上在三个层面决定：最初是经营者跟收购者之间非敌意性协调，然后可以上升到董事会、股东会层面跟对方协调，如果还存在分歧，就可以申请法院介入。但是现在国内没有相关立法，法院根本不受理。我们应该引入一套客观的决策机制，可以请人大常委会介入，请专业机构来做评估，对企业家能力、对收购方意图、对交易后企业的前景做评估，对企业家和政府之间的意见分歧做最后裁决，应该首先要有这种程序模式。然后就要建立问责制，操作者要最终为其决策承担后果。总之，就产权交易我国应该尽快立法。
案例回放
1、健力宝的悲惨命运。2002年，健力宝创始人李经纬拱手让出他18年来一手带大的企业时饱含热泪，谁都知道这是因为三水政府断然拒绝了他带领团队完成MBO的要求而选择了健力宝进行控股。而且一个月后，李经纬在病榻之上收到其涉嫌贪污依法被撤消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通知。此时28岁的张海正以健力宝新主人姿态，向业界宣讲其操刀切割健力宝之雄心。然而，两年后，张海跑了，健力宝垮了，三水区政府却希望轮椅之上的李经纬再次出场。
2、南孚电池几易其主。2003年南孚电池以近8亿产值占据中国电池市场半壁江山，位列世界第五大碱性电池生产商。然而这家在国际产业市场呼风唤雨的企业，在2003年8月份命运陡转。1999年正值南孚的黄金时期，在南平市政府吸引外资的要求下，南孚数家股东以南孚电池69%的股份出资，与摩根斯坦利、荷兰国家投资银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合资组建中国电池有限公司，其中外方持股49%，中方持股51%。由于中国电池拥有南孚的绝对控股权，外方股东如果增加2%股份，就可通过中国电池间接控股南孚电池。很快，由于中国电池一家中方股东经营不善，陷入巨额亏损，摩根斯坦利成功收购了其持有的中国电池8.25%的股份。随后摩根斯坦利不惜重金，先后从两家中方股东手中大量增持中国电池股份。当其拥有南孚电池72%的控股权时，摩根斯坦利迅速改变了原定海外上市的计划。转手以1亿美元价格将所持中国电池股份全部卖给了南孚的竞争对手--美国吉列公司。之前这家公司进入中国十年来，由于面对南孚的强劲竞争，始终无法在中国内地打开局面，市场份额不及南孚的10%。但现在所有问题迎刃而解。为了避免和大股东吉列冲突，南孚从增长迅速的海外市场退出，一半生产线完全闲置。当年高呼民族力量的中国南孚就这样被玩完了，而当年力主合资的南平市政府又得到了什么呢？
3、岁末年初，烟台国资委拟出售张裕集团43%股权于外资产业巨头，美国资本将入主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大哥大徐工集团，荷兰DSM制药公司收购华北制药，印度米塔尔钢铁集团收购华凌管线37%股权等消息纷至沓来。（来源：上海证券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