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引发了一个话题：建立健全权威的票房统计、发布机构。公共数据是电影市场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环
2005年的高温酷暑中，一场由本报报道文章引发的“虚报票房风波”，波及上海、广州等城市，电影市场的一项“潜规则”由此被揭开面纱
7月3日，本报文化新闻版(A19)刊发了记者姜薇采写的报道《为了吸引更多观众借助媒体夸大其辞——虚假电影票房泛滥成灾》。
犹如一石击破水中天，文章在电影发行公司、电影管理部门、多家媒体记者中引起强烈反响。有影片发行商在新浪网上“声明”的强烈反对之声；有将双方观点呈现版面的“客观”报道；亦有媒体文章从建设“一个良性的公正而有信誉的电影市场体系”出发，将票房现象的思考引向深入。
在这场因票房数字引发的论战中，有人首先对本报文章引用数字的准确性表示质疑，有人则在观点上持反对态度：“‘票房虚假说’言过其实”，呼吁“宽待国产片”；有人承认电影市场“票房水分存在”；自然，也有人旗帜鲜明地称赞本报文章“为电影行业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7月7日，《北京晚报》“新闻天下”栏目以4个版的篇幅刊发4篇系列文章：《票房困局》、《电影票房吹牛不上税？》、《中国需要票房榜》和《观众难跟票房走》，文章以严肃的社会责任感和深入翔实的评析，表达了对这场“风波”的态度。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著名影评人尹鸿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更愿意从正面的、建设的角度来评价《北京青年报》这篇文章，它提出了中国电影产业发展中过去很少有人提出的问题，引起更多人来关心票房统计与电影市场规范化的关系。相形之下，至于那些数字是否准确，似乎显得并不那么重要了。”
国家电影专项资金办公室主任冯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本报报道文章给予高度评价：“记者对问题看得很准，这篇文章是对电影票房虚报炒作的一种警告，为行业做了一件好事，为国家挺身说了一句公道话。”他说对电影票房虚假，“媒体应该发出正义声音”。
在本报文章《虚假电影票房泛滥成灾》一文中，电影发行人林密认为，“造成这种现象首先是因为独立的票房统计机构的缺失”。她说，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电影的发展。
在随后因票房数字产生的论战中，有文章称“尽快建立一个权威的票房统计机构”的观点却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对此，尹鸿教授发表看法，他认为中国电影市场的票房统计“多年都缺乏统一的计算标准，缺乏统一的发布渠道。由于统计结果的不够公开和透明，往往可能会产生误读，导致矛盾”。
“由于票房信息的来源不一致，或者说对信息的理解不一样，人们自然会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对数据进行取舍。发行方必然选择有利于自己的统计方法和计算方式”。
“但是，一个健全的票房统计制度是电影工业化生产必不可少的环节，广大观众也有理由要求相关部门提供可信的公共数据，就像股市的信息发布、中期报表和年终报表，从而使公众对企业业绩明明白白。近几年中国电影产业化步伐很快，这艘大船在行驶中哪里水深？哪里有暗礁？统计数字对公众了解这些问题就具有导向作用，同时也是电影界进行行业判断的依据”。
尹鸿教授说自己之所以从正面的、建设的角度评价这篇报道文章，“至少它提出了一个问题，可以呼吁由权威的电影票房统计部门定期、公开、透明地向公众、向媒体发布公共数据，这是电影产业化过程所需要的”。
在这场“风波”中，一个机构浮出水面：国家电影专项资金办公室。其负责人明确表示：电影票房虚报确实存在。而国家投资7000多万元的统计系统终端就是中国电影票房榜的“出生地”
一位几年来一直从事电影报道的媒体记者说，他是由于“虚假票房风波”才得以知道“国家电影专项资金办公室”这个政府管理部门的。影评人尹鸿教授说，尽管此前知道有这个部门，也从专业报刊得到过他们的一些数据，但是自己或者媒介如何通过这个机构及时、系统地获得数据信息，仍然不太清楚。
可就在本报文章发表之后，这个办公室连同办公室主任冯麟的大名，频频见诸报端。媒体记者联系采访、索要票房数据，令往日比较冷清的办公室骤然升温。
国家电影专项资金办公室位于国家广电总局办公楼内，据冯麟主任介绍，在其办公室楼上有一个占地“半层楼”的计算机机房，这套全国电影票房统计的终端设备很先进，已做到四级联网三级监控，全国已有1100多家影院的电脑售票联网到这个系统里。冯主任说，为建立全国影院票房统计的计算机网络，国家目前已投资7000多万元人民币。这套硬件设施的先进性令不久前来此参观的美国计算机工作人员都连连称赞。
由于相对封闭和媒体宣传的不到位，这个隶属广电部和财政部、已有15年历史的办公室近日才广为人知。其票房统计数字自2005年起每周二在《中国电影报》刊出。
尽管如此，其统计数字的权威性不容置疑。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市场处毛羽处长明确表示：“由电影专项资金办公室发布的票房统计数字具有权威性，统计数据以此为准。”对此，电影专项资金办公室主任冯麟做了具体阐释：在全国纳入此计算机系统的1100家电影院中，前300家影院的票房已占全国总票房的80%，前300家影院的“上报率”为94%，也就是说，每卖出100张电影票有94张可显示在系统终端，系统误差是因为很难排除计算机故障等因素。
冯麟主任介绍说，作为全国影院票房统计的主体，这个系统还要继续完善。譬如有二级市场的小影院和农村影院等还没有安装计算机系统，但这些影院的票房所得，不超过总票房的5%至10%。过去，总说全国有6000多家影院，但实际不是这样，目前正进行普查工作，实际数字与大家通常认为的数字相差甚远，比如过去一直说北京有70多家影院，但实际只有40家左右。不管怎样，电影票房的统计还是要以国家电影专项资金办公室统计的数据为准，而这个数据是以全国影院计算机售票终端实际收到的数据作为依据的，任何个人所发布的数据都不具有权威性。
冯麟主任认为，中国电影市场确实存在虚报票房的现象。这里首先涉及一个定义：何为票房？他说票房一定是由影院卖出的、与人次相联系的收入。目前电影市场虚报票房主要是将影片的全部收入都视为票房收入，也就是将影院售票收入、影片地方发行权收入和音像版权等影片后续开发收入统统算成票房收入。他笑着说：“票房收入不应该包括电影院里卖爆米花的收入。”
他说，过去说到票房，一般愿往小里说，不良现象是电影院偷、漏、瞒报，现在则是往大里说，目的无非是炒热市场，吸引观众。应该说炒作有积极的一面，但时间长了，观众会有逆反心理，炒得过热，观众会有上当的感觉，从而影响电影的声誉。所以无论是虚报还是偷漏瞒报，都是不规范的市场行为，票房数字还是应该实事求是，数字要讲诚信，炒作数字就会产生误导。
虽然浮夸之风不仅仅存在于电影界，但作为政府主管部门，冯麟主任说很痛恨这种行为，他提出治理票房虚报的良方是“税务打假”，他说目前广州市电影院的电脑系统就与广州市税务局的计算机系统联网，这就与国际惯例接轨，发达国家即使一个夫妻二人的小咖啡店也联网纳税，于是规范成为传统。
“中国电影是做大的，不是说大的”；“影院电脑售票，一分钱都跑不了”———电影界“公开的秘密”令业内人士有感而发，而依托“税务打假”尚假以时日
中影集团公司是中国电影界的龙头老大，不仅握有惟一的外国大片进口权，还拥有进口影片和国产影片的发行权。因此，建立规范的电影市场秩序符合该公司的利益。
中影集团公司的一位负责人说：“虚假票房”在电影界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不仅国产影片有这种情况，进口影片也有这种现象。发行商夸大票房、假造电影市场的繁荣，看似热闹，实际给中国电影市场带来的是“虚假繁荣”，这样做不仅对整个电影市场没好处，对他们自己也没好处。有些民营发行公司制造假象无非想多接一些电影发行订单，但那些电影的出品方并不是没有分析能力，他们也会调查研究的。比如，即将上映的电影《七剑》，此前虽然有一些公司主动帮忙、宣传，但后来该片还是选择了与中影联合发行。应该说，中国电影是做大的，不是说大的。
北京东环影城经理谢松柏，谈起票房虚报，直言快语：凡是电脑联网的影院，基本上都无法虚报、瞒报，现在的票房虚报，问题都出在宣传炒作上。谢松柏经理说，目前北京以及全国各地的电影院，绝大部分都使用电脑售票系统，因为有“不用电脑售票，就不供应大片”的硬性规定。所以大城市的电影院，都严格规范售票程序，就像民航飞机“出票”，“一分钱都跑不了”。而每部新片上映，主要收入都产生在这些大城市的电影院。
除硬件因素外，谢经理说影院电脑售票规范有序，还受着几重“制约”：首先经营者不能给电影院的投资方惹麻烦；其次片商和院线聘请的监察小组会跟踪放映场次，核实票房情况，而一旦出现问题，对片商的处罚是：停止供片。
在谢松柏经理看来，虚报票房完全是“宣传之用”，是为证明影片“受追捧”，从而诱导观众。
对于遏制票房虚报“税务打假”的议论，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和东城区地税局相关人士处得到的信息是，目前税务部门还做不到与电影院的电脑售票系统联网，影院营业税是以自动申报的形式征缴，“但如果我们接到不实的反映和举报，是会调查处理的”。
“虚报票房风波”同时引发一项思考：电影市场繁荣的正途是什么？不放下“价”子贴近大众，高票房就只能是一厢情愿
毋庸置疑，一个真正繁荣的电影市场是电影出品、发行、上映各方，是渴望丰富娱乐生活的人民群众所共同盼望的。
但是，将广大观众阻挡于电影院门外的是几十元至上百元不等的票价。
尹鸿教授曾为降低电影票价多次呼吁，他认为票价挡住了电影的市场规模，目前的票价对于月收入即便达到两三千元的普通消费者来说，还是“成本太高”，这样的票价还有下调的空间。同两三年前市场需求不足相比，现在市场有了需求，但是价格却成为禁锢电影观看需求的门槛，目前电影改革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票价。
曾经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助理、现任赛尔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的潘福祥先生，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与其通过虚增票房的广告效应来招揽观众，不如通过降低虚高的票价吸引观众重新走进电影院。从恩格尔系数的角度分析，在影响老百姓娱乐消费支出的诸多要素中，最大的制约因素是可支配收入。在居民总体收入水平不出现大幅提高的情况下，增加票房的最显著变量，无疑是票价的降低。”
可以说，由“虚假票房风波”引发的矛盾、冲突，在更深层面触动的是：中国电影业的结构性矛盾。
来源：《北京青年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