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关于2004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下称《报告》），爆出了审计黑洞———审计署共查出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各类违规、管理不规范问题和案件线索金额715.49亿元。

    “这显然不仅仅是资产管理公司的问题，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肯定难逃其咎。”一位从事银行不良资产剥离多年的业内人士指出。从诞生之日起，四家金融

    1999年，为了处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的不良资产，国家相继成立了东方、长城、信达、华融等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其中，信达对口中国建设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华融对口中国工商银行，长城对口中国农业银行，东方对口中国银行，实行不良资产的收购、经营和处置。出于对该问题的重视，资产管理公司的总裁和副总裁由国务院任命。

    按照当时的设想，国务院准备让资产管理公司存在10年，帮助几家国有商业银行建立起优良的资产结构。有关部门还专门制定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在2006年末以前，要完成核定的债权资产处置回收目标。

    然而，时过6年，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进展似乎难如人意。在临近2006年门槛的关头，审计署爆出对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历时近一年的审计结果，显然这是一份难以令人满意的答卷。

    李金华称，2004年，审计署统一组织对中国华融、长城、东方、信达4家资产管理公司及其各分支机构的资产负债损益情况进行了审计，共抽查这些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的金融不良资产5544亿元，占其收购总额的39%。总的看，资产管理公司在促进盘活银行不良资产，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截至2004年末，4家资产管理公司累计处置不良资产6750亿元，处置进度为53.9%；累计回收现金1370亿元，现金回收率为20.2%。但是，存在的问题也很惊人，在抽查资产管理公司的39%范围内，审计署共查出各类违规、管理不规范问题和案件线索金额715.49亿元，占审计抽查金额的13%。

    从《报告》来看，资产管理公司存在一些自身的问题，例如“财务管理混乱，违规挪用资产处置回收资金为职工谋利或公款私存，造成回收资金损失；对抵债资产管理不严，大量账外存放或违规自用”等等，例如，东方资产管理公司2000年至2003年共向财政部虚报职工人数3983人，造成财政部多拨付人员费用1.98亿元，其中仅工资就多拨1.33亿元。但从调查的情况来看，更大的资金黑洞来自和银行有直接关系的环节。

    《报告》指出，资产管理公司的“第一大问题”是“违规剥离和收购不良资产”，“一些商业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在剥离和收购不良贷款过程中，审查把关不严，致使一些不符合剥离条件的贷款被剥离到资产管理公司，不仅造成相当一部分金融债权难以落实，而且由于对不良贷款形成的原因、责任未予追究，掩盖了贷款过程中的一些违规问题和金融犯罪案件。”

    “这种情况是存在的，我就参与过这类操作。”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银行工作人员称，几年前，他就经手过“不符合剥离条件”的情况。当时，是一笔企业贷款很难催收，但是这个企业还是有价值的，不到核销的地步，于是他们干脆通过法院制造了企业主失踪的相关材料，办齐了一整套相关文件，将之剥离给资产管理公司，“一些地方企业为了逃废债务，打通‘关节’，制造不规范破产，让银行将自己的贷款项目处理成必须剥离的不良资产的情况并不鲜见”。

    在这一次审计中，就查出了中国建设银行湖北省枣阳支行的这类违规行为。2000年6月，该行时任行长、副行长联手当地政府、法院，编制虚假的贷款资料，将不符合剥离条件的29户企业贷款本息1844万元作为呆账违规剥离，伪造了全套文件，最终银行只收回现金及实物资产720多万元，其中690万元隐匿账外，有502万元被转至个人名下。

    另一类明显的违规，就是银行将那些收不回的贷款项目低价处理给资产管理公司，后者再以低价贱卖，虽然在资产管理公司将资产处理完之后，银行能够获得部分回款，但是相当一部分国有资产已经在这几个环节中流失，从中牟利的是一小部分个人。例如，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长春办事处组织拍卖33套抵债商品房，成交价比市价低54%，其中80%的竞买人为该办事处员工，其他也大多是职工亲属。

    还有一种情况是，国有商业银行为了尽快完成财务重组，早日实现上市，“迫使”资产管理公司违规收购，“资产管理公司就是帮助我们甩包袱的嘛”，上述人士说，这种观念在银行里很普遍。

    “这些违规的深层次原因是制度性缺陷。”一位业内人士说。其实，早在1999年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之初，就有学者提示过这类风险：资产管理公司和商业银行的内部治理结构是完全相同的，缺乏配套制度，例如代理人责任制度、激励机制、责任机制和风险控制机制等等。

    按照设立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初衷，10年大限已过大半，它们能否真正帮助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实现不良资产的处理，优化资产结构，还需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