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上半年的过去,有关中国经济走势的议论又多了起来,特别是有的机构预测,本轮经济景气周期从上升到下降的拐点已经形成,在未来3到6个月之内,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不仅会下降到8%以下,而且会进入新的通货紧缩状态。与此相反,也有人认为,目前的中国经济发展处于最好的运行状态,高增长,低通胀,投资过热已经降温,工业生产和出口贸易仍然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消费物价稳定且在低位运行,现在的危险不是下降过快过大和出现通货紧缩,而是防止过热复发和投资反弹。

    自从去年4月政府加强宏观调控以来,特别是针对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今年继续出台了一些措施,经济中的过热现象已经暂时得到抑制,经济增长已经越过景气循环的高位开始下降,形成了稳中趋缓之势。但预言下半年会出现经济增长大幅下降和通货紧缩,似乎依据不足。

    从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来看,今年一季度投资较上年同期明显回落,但4、5月份又小幅回升,上半年有可能在25%上下,下半年也会在20%左右,增速并不算慢。消费增长比较稳定,目前也没有大起大落的迹象。变化较大的是净外部需求,去年1至5月份有87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今年同期则出现了3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如果汇率不作调整,这一趋势不会发生多大变化,全年的贸易顺差将会超过去年。这一方面显示出目前的经济增长已经出现下降态势,另一方面也预示着今年的经济增长降幅不会太大。

    从价格的变动趋势来看,1至5月份消费物价、零售物价、生产资料价格、工业品出厂价格和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均比上年同期有不同程度的上涨；而5月当月,上述主要价格均出现了环比下降、同比上升的态势。由于夏粮丰收,权重较大的粮食和食品价格稳中趋降,但由于南方水灾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今年的粮价走势要到8、9月份秋粮上市时才能确定。由于市场供大于求的形势未变,工业消费品价格下降的压力大于上升,预计下半年各地会出台水、电、煤气等公用事业和服务的调价措施,因此,今年既不会出现通缩,也不会有通胀压力。目前,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一是汇率问题,二是国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波动。这不仅会影响到今年的经济走势,而且会影响到明、后年的发展。

    从就业和国际收支来看,不会发生趋势性变化,就业压力依然很大,短期内不会减缓；国际收支顺差依旧,如果汇率不变,不会比上年减少,其利弊都非常明显。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运行,今年不会出现什么大的问题,问题是明、后年的情况将会怎样?既然减速趋降之势已经形成,明年会不会下降过多过大?这与当前的体制调整和政策操作以及人们的预期有很大关系。如果按照目前的走势继续下去,明年有可能出现下降过多的问题。虽然近几个月货币供应量( M2)的增长保持在13％至15%之间,但5月末 M1的增长只有10.4%,贷款的增速已经降至12.4%,比上年同期少增1600亿元,房贷增长19%,比去年明显回落。把贷款增长的下降归之于银行上市提高资本充足率,恐怕理由不足。

    房贷新政的目的在于稳定房地产价格,但在实践中我们看到了两种现象,一方面一些地方仍在大上猛涨,另一方面又被不少人看作是打压房地产。究竟情况如何,还得作进一步观察。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房地产是新的经济增长点,且还有一个较长的发展期,但价格上涨过快必然形成泡沫,泡沫破灭就会出现大跌。这对谁(包括开发商、银行、城市居民和进城农民工)都没有好处,且目前人们的预期是普遍看涨,一旦出现跌势,问题可能就大了。所以,只要小幅慢涨就是好事。财政体制和财政政策在减免农业税和增加农业支出上有所动作,但在关键的所得税并轨和增值税转型上并没有什么进展。

    如果说,今年中国经济运行的问题不大,明年的问题恐怕就不小,而长期的问题则更应该引起我们注意。此语并非耸人听闻,而是目前的现状使然。现在,从政府到民间,从学界到业界,从高层到各部门,大家的眼球和精力都集中到了宏观经济波动之类的短期问题上,据笔者所知,还有很多机构正在准备加入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和炒作之列。但是,对于长期性和战略性的问题,却很少有人关注。须知,战略性失误的损失是无法挽回的。

    出现这种情况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一般来说,当一国资源尚未充分利用时,相对而言,宏观问题比微观问题更突出。但是,像现在这样几乎人人谈宏观,个个(机构)作预测的现象也有些不大正常。根源在于,在目前的体制条件和激励约束下,这样做的收益大于成本,花的力量不大,但很容易炒热炒红,一可争权,二可出名,三可取利,何乐而不为。而一些长期性和战略性的大问题,要真正做好则非得花力气不可,而做出来的东西很可能又无人关注,无人赏识,或者束之高阁,或者变成废纸,连个响声都听不到。然而,长期性和战略性问题目前已经成堆,亟待研究,更需要早作安排,未雨绸缪。

    比如,上次提到的20多年来我们实行了积极鼓励出口、大量引进外资的重商主义政策,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又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目前的情况是,一不能带来社会福利的增长,二又增加了国内能源、原材料供给的负担和环境压力,三是恶化了我国发展的国际环境。那么,现在要不要调整,如何调整?

    再如,20多年来,我们实行了把政府工作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的方针,这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保证,但同时也阻滞了政府转型,使得各级政府置身于经济竞争之中,造成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的双重扭曲。现在要不要作出调整,或者赋予它以新的内容?

    又如,我们的金融体制已经明显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目前正在改革,但把宝全部押在国有银行的境外上市上是否得当,有没有一个金融改革的总体战略?农村信用社改革究竟是花钱买机制,还是向下甩包袱?这样做,钱花了,能不能买来机制?民间金融何时放开,如何放开,有没有一个战略性安排?总之,融资的市场化和便利化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也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

    还有,20多年的改革开放,民营经济的准入和投资限制已经基本放开,产品市场的市场化也基本实现,但是要素市场的市场化进展迟滞。中央和国有企业依赖和控制资金要素,地方政府控制和依赖土地要素,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控制和依赖劳动力要素,如何在改革攻坚阶段解决这些问题,也是事关改革和发展的大计。

    此外,还有能源安全问题、生态保护和环境污染问题、城市化过程中人口大规模流动和小规模迁徙问题等等。

    如果我们不对这些长期性和战略性的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认真的研究、周密的安排和有效的解决,那么发生重大危机的可能性就会增大,最终有可能会打断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