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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日益严重的外商投资企业避税问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与税收管理研究所副所长代鹏日前呼吁：尽快制定和完善反避税法律法规体系。
代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于外企避税问题，如果我们现在不去规范，一旦有关法律突然出台，将对市场造成震荡，尤其是对吸引外资造成震荡，从而影响实施效果。
外企利用税收优惠政策避税
目前，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二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政策，即外企从获利年份开始，两年免征企业所得税，三年减半征收，一些跨国公司恶意推迟获利年份，大肆避税。代鹏向记者介绍了外企常用的两种避税方法：
一是关联交易。如从国外高价买进原材料，然后低价卖出成品，把利润转移到境外，而国内企业账面上根本没有利润，因而无法征税。
二是推迟纳税。通过某种营销策略，使企业的利润高峰期正好出现在两年免征三年减半期间，从而获取税收上的利益。待利润高峰期过后，宣布企业注销，然后又投资另外一个企业，或不在这个企业进行正常的投资。这种情况严格的说也是恶意的。
代鹏说，衡量企业的避税行为是否恶意，关键看是不是出现不正当竞争与不正当的市场行为。由于我国的税收政策存在对外资企业的优惠举措，这些优惠可能被外资企业利用，破坏我国的市场秩序。这在西方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是被严格禁止的，而我国对此尚无明确的法律。
反避税是世界性难题
事实上，反避税在世界上都是一个难题。比如，在纳税天堂巴哈马成立一家贸易公司，然后这家公司跟这儿进行交易，跟那儿也进行交易，所有利润都不在本土产生，都在巴哈马产生，而巴哈马是免税的。这种情况中国存在，美国也存在。代鹏说，各国的税务当局和财政当局一直考虑建立一个国际的反避税措施，以防止这种恶意避税。
对于关联交易，防治非常困难。因为关联交易非常复杂，而且十分隐蔽。比如一个企业的账本可能有一尺高，账务科目浩如烟海，如果逐笔的查证，从人力和物力来说是不现实的。只能是重点监控，同时鼓励举报，动员社会力量监督。
代鹏说，目前反避税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加强执法力度，发现一起，处理一起；二是构建社会的信用和财务中介基础设施，因为对所有企业来说，最终都存在财务社会化的问题，也就是企业的财务要逐渐转向会计师事务所，由这些专业机构来完成。代鹏强调：“从更高的层面来说，就是要逐渐地进行法律的完善。”
税法制定需要一个过程
代鹏建议，参考美国和欧洲的相关法律，尽快起草中国的反避税法律。他说，市场不是一夜铸就的，有一个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辅助措施，这些辅助措施可以让其缓慢地形成，也就是说，通过不断的改良，不断的改进，从而避免震荡，真正实现市场建设的低摩擦、无障碍。“如果法律法规突然集中出台，大家都反对，反对的最简单办法是用脚投票，我走了，不跟你玩了。最终的结果是你什么都没有。”
代鹏说，税收法律的制定从来就不是一劳永逸的过程，而是不断进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和财务人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税法如果存在大量的漏洞，最终受害的不仅仅是国家财政，也是企业本身。企业挖空心思只是去找税收的漏洞，不缴税，不去改进产品，最终产品没有竞争力了，整个社会经济也无法高效率运行。
代鹏说，税法的基本目标是促进经济发展。对外资企业所得税之所以要从获利期开始“二免三减半”，主要就是吸引外资。中国经济发展最稀缺的是什么？是资本。而“二免三减半”的政策，可以使中国在劳动力、土地价格比较低廉的情况下，通过给予国外资本较高的回报率来吸引国外资本向中国转移。至于外资企业享受“超国民待遇”的问题，代鹏无奈地表示，这里有其他国家竞争的问题。资本熙熙，皆为利来；资本攘攘，皆为利往。“与周边国家如越南、印度等国相比，我们的税收政策并没有明显的优势。”（信息来源：机械电子频道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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