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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有报道说，根据央行的部署，四川、山西、陕西、贵州四省在年内将进行民间资本的信贷试点，一种完全由民间资本构成的“只贷不存”金融机构将在四省部分农村地区进行。由此看来，民间融资———这个长期潜行于灰色地带的词汇，终于有了“正名”的机会。
民间借贷活跃，说明其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在正规金融机构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的情
况下，允许地下钱庄等民间金融机构公开化和合法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可以填补我国县及县以下金融机构的短缺，为中小民企提供合法的融资渠道，满足其发展需要。我国的国有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约为40％，但其贷款约占合法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80％；民营部门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大约为60％，其贷款却只占到合法金融机构贷款的不到20％，因此，发展民间金融是解决民营企业贷款难的有效途径。其次，这也是扩大民间投资渠道的一种明智选择。再次，还有利于民间金融市场按经济规律运行和开展竞争，防止高利贷的产生；同时也有利于国家有关部门了解民间资本的流动。
金融当局的迟迟不肯放开民间融资虽有一定道理，在一些地方的地下钱庄确也出现过高息揽存或者放高利贷的情形，但有关研究以及温州的农村信用社存款浮动利率改革结果表明，只要存在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且产权明晰，产权主体到位，高息揽存等现象就不会成大气候，因为高息揽存导致金融机构成本大幅增大，从而也导致其放贷压力剧增，反而不能获得其生存所需要的存贷利差。
中国目前缺乏一个完整的、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系统。大银行太大，无法顾及中小企业的贷款；小银行又太少，远远满足不了目前的需求。而每天各种经济活动却大量进行，所需资金量又非常巨大。对此，我们一方面要改造银行的管理体制，因为中国的银行更多还是官商，而不是金融商人，这往往阻碍了资金的顺畅流通，造成资金的利用率非常低；另一方面，就是开放民间金融。这实际上是在“体制内”存量改组面临诸多矛盾制约的条件下，将体制的突破与创新思路重点放在增量创新方面。鼓励和支持发展非国有民间银行和民间投资机构，通过非国有或民营经济的发展，化解存量风险，提高整体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
所以，当务之急是应该将目前实际存在的民间金融合法化，深入探索适合民间金融发展的监管机制。首先，要从法律上明确民间金融的合法地位，使亲友之间的借贷，农户之间的资金融通，私人银行等民间金融机构从地下转到地上。不能一看到风险问题就一关了之。事实上，民间金融机构问题并不在于进入本身，而更多的则在于缺乏有效监督、规范。其次，允许民间金融更加灵活的利率浮动范围。民间金融本身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都很高，并且一般都没有抵押，因此高成本高风险理应对应着较高的收益，民间金融利率高于国家金融利率是很正常的，不能都视为高利贷。
上述四省区民间资本的信贷试点，给人们传达了一个信息：国家将给民间融资一定的生长空间。或许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看到一种经过检验的民间金融机构和民间融资形式出现，民营企业融资难的状况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本报特约评论员 邓聿文
（晓航／编制）（来源：金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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