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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联合国改革陈须隆
伊拉克战争之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曾不无忧虑地指出，联合国正处于一个岔路口，面临着何去何从的严峻挑战。联合国必须进行改革以获得新生，从而能适应21世纪的挑战，成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联合国成立60周年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也为联合国改革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在这种背景之下，联合国改革势在必行。
虽然世界各国对联合国改革各有各的如意算盘，谁都不肯在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做出让步，但没有哪一个国家愿意看到联合国改革以失败而告终，都希望联合国成立60周年世界峰会能成功通过联合国改革的“成果文件”，从而使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得到加强。但联合国改革成果的大小终究要取决于各成员国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所能达成共识的多少。
从业已形成的《成果文件草案》来看，各方已达成若干基本共识，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联合国改革的成果。这些成果将体现在价值和原则、发展、和平与集体安全、人权与法制和加强联合国等五个方面。主要共识包括：迅速加强联合国以使其更有效力和更具信誉；承认发展、安全和人权构成集体安全与福利的不可缺少的基础；为发展建立全球伙伴关系并提供资助；履行承诺实现可持续发展；加强对全球疾病暴发的监督和反应能力；在承认发展、安全和人权相互依赖、没有国家能完全凭单独行动来最好地保护自己和所有国家都需要一个有效力的、平等的和有效率的集体安全体制的基础上，形成安全共识并加以落实；建立一个和平建设委员会，为从冲突后形势走向恢复和长期发展的国家提供支持；使用武力应是最后的手段；重申安理会在采取行动来维护和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权威；在2006年以前缔结《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加强联合国人权体系，确保有效享有所有人权；通过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来推进法治；在联合国建立一个民主基金；国际社会有责任利用外交、人道和其他和平手段来帮助保护民众免于种族屠杀、战争犯罪、种族清洗和反人类罪行；加强联合国大会的作用和权威；拥护安理会进行全面改革，使其更具代表性和透明度，提高其效力和决策的合法性，改进安理会的工作方法；将人权委员会提升为一个常设的人权理事会，暂时作为联合国大会的一个附属机构；改进联合国秘书处，给联合国秘书长更大的权限以便于其行使管理职责和领导责任，采取措施改善人员结构和质量，加强内部监督与管理，对联合国行动中的性剥削与性虐待采取零容忍政策等等。
联合国改革进程目前处于最后的“密集磋商”阶段，“密集磋商”的结果对联合国改革成果的最终形成仍然有重要意义。
从联合国改革所取得的进展来看，联合国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循序渐进、先易后难地逐步推进的。对于安理会改革这样难点中的难点，恐怕只能等待以后时机成熟时才能更好地加以解决。
安理会改革一直是联合国改革中最具争议、分歧最严重的问题，至今共识难求。这是因为它关系到国际政治核心权力的重新分配和国际关系权力体系的根本性变化，实质上是权力与地位之争，并将对未来的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产生深远的影响。
安理会改革是多方面的，既包括扩大问题，也包括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等重要问题。但扩大问题无疑是引起争议的“罪魁祸首”，是安理会改革的要害所在。
安理会改革的进程中一直存在着三大争议问题，即扩大安理会的标准、方案和程序，至今一个问题也没解决。三大争议问题的背后，是不同的实力派别及其矛盾和斗争。各种势力相互博弈导致两大矛盾：一是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表现为否决权之争和效力与速度孰轻孰重之争，这种矛盾是较为隐性的，却是难以化解的；一是激进派与温和派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方案之争和“激进”与“缓行”之争，这种矛盾是较为显性的，导致双方之间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这些矛盾实际上反映了当今国际关系体系的结构性冲突，具有难以调和性，导致零和式博弈结果，是安理会改革难以达成共识的根本原因所在。由此看来，安理会改革前景不容乐观。
在首脑会议《成果文件草案》出台之际，联大主席让·平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了安理会改革的三种可能性：一是不作决定；二是作出有争议的决定；三是作出协商一致的决定。
从6月21日开始，各方就安理会改革问题进入“密集磋商”阶段。磋商能否取得结果，主要取决于以下两点：第一，“四国联盟”能否不碰否决权这个“禁区”；第二，“四国联盟”与“团结谋共识运动”能否就方案问题达成某种妥协，并得到安理会现有五个常任理事国的赞同。
无论如何，在缺乏广泛共识的情况下，对安理会改革过分关注或者急于强行表决都是有害的，都不利于联合国改革的大局和国际社会的团结。毕竟，安理会改革只是联合国若干重要改革议程中的一个，联合国的整个改革不应因安理会改革的困境而受到过分干扰和影响。
笔者相信，将于9月14日至16日召开的联合国60周年首脑会议，一定会通过一份反映国际社会普遍共识的“成果文件”，被称为“联合国60年历史上内容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的改革”一定会取得历史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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