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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峰这一段时间吃不好、睡不香。“我们厂外销服装的订单不见长啊。”电话里他的声音很着急。王峰是江苏苏北一家服装厂的业务员。去年他们厂添购了不少生产设备，想在今年年初纺织品配额取消后“大干一场”。但欧美对中国纺织品设限后，他们得到的订单数额远远未达到预期的数字。
而广东一家家电生产企业的老板——小李，却对比往年同期高不少的出口订单很犯愁
。“国外买家想在人民币升值前多进些货，免得以后在价格上吃亏。”小李说，“人民币要是今后升值了，我们出口肯定受影响，因为我们的家电产品也就几个百分点的利润。”国内越来越多的出口企业发现，不断增加的贸易摩擦、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还有国外层出不穷的各种技术壁垒、社会责任要求等，让长期以来低价取胜的出口策略，越来越“不好使”了。贸易摩擦的全方位蔓延
仅从贸易摩擦的传统形式——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两反一保”）统计上看，似乎并不能得出“贸易环境趋紧”的结论。
商务部公平贸易局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我国共遭遇国外15起贸易救济措施调查，其中14起反倾销调查，1起保障措施调查。总涉案金额2.47亿美元。和去年同期比，案件总数下降25%，涉案金额下降64.12％。但商务部公平贸易局的官员提醒记者，如果考虑到贸易摩擦的其他形式，如美国的“337调查”、发达国家越来越苛刻的各种技术壁垒等，我国出口面临的贸易环境不容乐观，说贸易环境趋紧并不为过。
“以前，反倾销在贸易摩擦中占有较大比重，这主要针对中国企业的生产环节中的低成本优势。今后，知识产权方面的争端可能会升级，这将从核心技术源头上对中国产品出口构成威胁。另外，以保护消费者健康为名的的各种技术壁垒，也将会是贸易摩擦的‘高发区’。不仅如此，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获得越来越多世贸组织成员的承认，国外对中国进行反补贴调查的可能性逐渐升高，届时中国政府的每一项经济政策都可能成为目标。”这位官员分析说，“事实上，国外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早已针对进口产品从研发、生产到消费，从政府到企业，设立了一套全方位的‘防御体系’。在中国外贸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一些国家出于国内政治需要而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可能使中国的贸易环境趋紧。”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梅新育博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些年来，我国遭遇的贸易摩擦，伴随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而升级。尽管中国面临贸易摩擦的形式构成并无太大变化，但“其烈度比以往大大提高”。
美国对中国的“337调查”很能说明问题。美国海陆国际律师事务所米特尔伯格介绍说，美国“337调查”针对进口产品侵犯美国专利（或其他知识产权）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他提供的数据表明，在美国“337调查”的头400宗案件中（1972年至1998年），只有5宗（约占1％）案件涉及中国内地的公司。而在2003年受理的“337调查”案件中，针对中国内地公司的案件数量高达25%。他说，2003年美国针对中国内地公司进行的“337调查”，比针对其他任何国家的公司都要多。“针对中国的‘337调查’，很可能会愈演愈烈。有意在美国开展业务的中国公司应当注意，竞争对手很可能利用‘337调查’作为竞争手段，维护其市场地位。”摩擦背后的汇率因素
对于大部分以出口为导向的产业而言，人民币汇率的上升会总体上削弱“中国制造”的价格竞争力。
事实上，我国遭遇的贸易摩擦升级、面临贸易环境趋紧，也和汇率因素紧密相关。这一点，在6月份中美、中欧纺织品贸易争端谈判中表露无疑。这两次谈判前后，中方都高调表示，纺织品贸易问题与人民币汇率是“桥归桥，路归路”。
从谈判策略上讲，中方立场无疑是正确的。但从理论上分析贸易摩擦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关系，还是有内在联系的。统计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出口2180.5亿美元，增长34%；进口1968.7亿美元，增长13.3%；累计实现贸易顺差211.7亿美元。这组数字看似正常，但如果把价格因素计算在内，问题就显现出来了。2002年以后，中国进口商品价格大幅上升，但出口商品价格未能上涨，甚至就在最近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开始后，中国的出口商品价格还在下跌。
这意味着，近一段时期，中国出口货物量的增长远比出口额的增长要快；而进口货物量的增长则比进口额的增长慢许多。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家宋国青曾做过计算：今年1月份，我国石油进口按金额计算，较去年同期上升5％，但实际进口量却下降了25％。
宋国清分析认为，我国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度，名义汇率与美元挂钩。这样，中美两国国内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就将导致人民币与美元实际购买力的变化。如果中国的通胀率高，美国出口的商品就会相对便宜；如果美国的通胀率高，则中国的出口商品就会相对便宜。1998年以来，我国通胀率大部分时间低于美国。虽然去年一度高于美国，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宏观调控，今年4月又降至1．8%，而同期美国的通胀率还在3．5％的较高位置。
这表明，人民币汇率不仅伴随美元下跌而相对于欧元贬值，即使相对于美元，实际购买力也在下降。也就是说，相对于全球其他国家的生产成本，中国商品的相对价格是越来越便宜，出口增势越来越猛。”宋国清说。如此这般，正好给某些国家对中国产品设限提供了“口实”。这样，在一些国家人民币汇率动辄就成为其政府推卸责任的“替罪羊”，甚至堂而皇之成为其立法机构议案的主题，就不难理解了。中国企业将失去成本优势
不论是贸易摩擦的加剧，还是未来人民币的升值，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成本优势，将面临严峻的挑战。梅新育认为，从长期趋势看，一个国家的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其本币汇率必然升值。从目前情况判断，人民币已进入了一个长期升值的阶段。人民币升值对不同产业竞争力的影响还需具体分析，但从总体上看，中国企业不能再一味依赖以往低成本的竞争方式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黄卫平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以“不可能三角”模型分析认为，一国不可能同时做到保持独立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制、资本自由流动。中国的货币政策是独立的，同时中国承诺到2010年放开人民币资本项下的管制，这意味着中国也不可能长期保持固定汇率制。
黄卫平教授认为，只要中国经济保持目前的健康增长态势，人民币升值是可以预期的，而人民币的升值，加上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将使中国面临成本不断升高的挑战。而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魏杰教授看来，这个挑战已成为现实。不久前在北京举行的一次论坛上，魏杰指出，中国经济面临第二次挑战——“中国企业的低成本时代已经过去，高成本时代已经到来”。
魏杰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企业的发展原来主要依靠两点，一是在长期的严重短缺经济中，旺盛的市场需求拉动中国企业发展。二是中国的低成本支持经济快速发展。但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已从过去的短缺经济走向过剩经济，需求拉动效应明显减弱，这时中国经济遭遇到了第一次挑战——短缺经济的消失使一大批企业被淘汰出局。但由于低成本因素的存在，加上中国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中国经济仍保持了快速增长。“在第一次挑战中，低成本因素使中国经济依然能快速增长，中国经济并未真正转变增长方式。但中国经济面临的第二次挑战——高成本时代的挑战，则需要中国经济真正转变增长方式。因此对中国企业来讲，这次将比原来经济从短缺走向过剩的挑战还要厉害。”魏杰说。以转型消化成本
“高成本时代”究竟会给“中国制造”带来什么？
在黄卫平看来，“高成本时代”的确会对以低成本竞争力为核心的中国经济带来挑战，但更多的是机遇。“从积极的一面看，高成本促使我们反思，过去的发展模式中的粗放成分现在到底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抓住这个时机，高成本很可能成为我们真正转变增长方式的有效刺激因素。”黄卫平说。”
应对“高成本时代”的到来，必须通过转型消化高成本。
首先是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型。梅新育说，就出口本身而言，需要依靠提升产品技术含量，扭转过度依赖价格竞争力的现象；就整个对外经贸而言，人民币升值意味着我们需要从单纯的商品输出，逐步进入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并重阶段。
其次是税制和金融创新转型。魏杰说，高成本时代的到来，为了保证企业继续生存和扩大，我们在税制上必须减税。比如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问题，如果直接把外资企业所得税从15％提高到30％估计不可能，可不可以把内资企业的33％压到20％左右，把外资企业提高到20％左右。这样既不会对财政影响太大，又能保证中国企业顺利渡过“高成本时代”。
魏杰说：“截至5月底，所有银行虽然人民币存款余额24.5万个亿，世界第一，但是企业都喊没钱。不推动金融创新转型，放开民间信贷，就无法降低资金的使用成本，中国企业就很难渡过这次高成本时代。”第三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黄卫平以制造业为例说，一方面我国低成本的产品制造业已经严重过剩，越来越受到成本上升的挑战；另一方面，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设备制造业和机械制造业却严重依赖进口。中国企业应该利用产品制造业的积累，尽快向设备制造业和机械制造业转型。
最后，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必须转型，其成本不能再提高了。魏杰说，如果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价格还要上涨的话，企业的成本支付还会增大。在企业成本增加的时候，政府应该提供更便宜的公共产品，才能保证企业能够顺利度过高成本时代。（信息来源：纺织服装频道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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