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是民生之根本。有了收入才有消费和支出，才有人民生活。发展经济、增加人民收入是历代统治者都必须解决好的首要问题。收入比如有差距，收入差距是受到全社会普遍关心的一个热点问题。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要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拓宽消费领域，优化消费结构，满足人们多样化的物质文化需求。”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重视解决部分社会成员

    由于历史资料不全，我们未能对1980年前四川居民的收入演变情况进行分析。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历史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是很低的，且变化不大，四川居民的收入主要是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变化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分配体格局的多元化，四川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不断提高，1980年四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12.3元，农民纯收入为187.9元，1990年分别增加到1490.1元和557.8元，2004年分别提高到7709.9元和2580.3元，四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纯收入分别比1980年、1990年提高了17.7倍、4.2倍和13.7倍、3.6倍，24年来城镇和乡村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3.0%、11.8%。从绝对数来看，四川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自1990年以来呈现稳定增长态势。但24年来四川并不是一直呈直线上升，而是波浪式上升，主要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0-1986年，四川城乡居民收入第一个大幅增长期。在物价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四川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恢复性高速增长。6年间四川城镇和乡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分别达到了13.8%和25.2%，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幅首次超过城市，而此时物价指数一直在101.8-102.7（以上年为100,下同）之间。之所以出现城乡居民收入的大幅度增长期，是因为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彻底冲跨了集体所有制“大锅饭”陈旧的生产模式对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禁锢，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在城市实行计件工资和开始发放奖金，特别是1985年的工资改革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分配格局，极大地激发了广大职工的生产、工作积极性，从而是乡村和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实现了低水平条件下的恢复性高速增长。

    第二阶段是1987-1989年，四川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大幅增长，同时物价飞涨，居民的实际收入增幅迅速下降，乃至为负增长。这3年间四川城镇和乡村居民人均收入每年增幅为11.5%、19.3%、19.4%和9.3%、21.1%、10.1%，物价指数则为107.6、119.9、119.8,扣除物价影响因素城镇和乡村居民实际收入增幅分别为3.9%、-0.6%、-0.4%和1.7%、1.2%、-9.7%。但是城市经济由封闭走向开放，城镇居民收入渠道增加，农村乡镇企业受到国家优惠政策的有力支持而迅速崛起，但由于国家正在试行物价改革，将原来的统一定价改为一部分商品实行指导价，加之生产力水平不高，商品总量上供不应求，结构上失衡，导致通货膨胀的出现，从而使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幅迅速下降，但城镇居民增幅仍高于农村居民。

    第三阶段是1990-1996年，四川城乡居民收入、物价均在高位大幅震荡，但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始终快于物价增长。这6年间四川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幅度分别在107.7-37.0%和5.8-35.5%之间大幅震荡，物价指数在103.0-124.6之间波动。但是国家开始实施宏观调控，紧缩银根，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经济波动幅度较大，同时国家继续推行物价体系的改革，结果物价指数继续大幅增长，与之适应但是国家几次较大范围地调整了职工工资，各单位逐年增加奖金，以及这一时期因物价上涨增发的各种补贴，从而使城乡居民收入与物价一起快速增长的同时，保证了收入增长速度高于物价涨幅。

    第四阶段是1997年至今，四川城乡居民收入、物价指数呈现平稳增长态势。1997年以来四川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幅度分别稳定在6.5-9.0%和3.0-6.5%之间，物价指数则在98.5-102.1之间。这是由于1996年后国家为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继续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运行在一个稳定、适度、快速的增长轨道上，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加，期间四川物价指数逐月回落，并出现负增长，呈现通货膨胀态势。为此2000年国家实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调整一部分政府管制价格，如房租、学费等，加之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大幅上涨，导致价格结构性上涨，但略低于城乡居民收入增幅。

    （二）四川居民收入总体水平偏低

    虽然四川居民收入始终处于持续增长，但长期以来总体水平偏低的情况却没有得到大的该变。2004年四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全国排名第19位，比全国平均少1430.3元，仅为全国最高的上海的47.36%，即使在西南片区的也仅比贵州高。

    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已成为四川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瓶颈

    1980年以来，四川居民收入在原来业已存在一定差距的基础上，分配差距日益拉大、贫富分化不断加剧：

    1、与东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拉大

    四川与东部地区收入差距本身就存在。1980年四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12.26元，农民纯收入为187.9元，在全国分别排第18位和25位，与东部最高的上海之比分别为1：1.15和1：3.06；1990年四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90.11元，农民纯收入为557.76元，在全国分别排第19位和24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东部最高的广东省之比为1：1.46,农民纯收入与上海之比为1：3.42；2003年四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041.87元，农民纯收入为2229.86元，在全国均排在第19位，与东部最高的上海之比分别为1：2.17和1：2.98,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呈现继续拉大的态势，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保持在高水平上，这也意味着与全国其他地方比较，四川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相对降低。

    2、四川居民内部收入差距拉大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新中国成立起，由于国家对加快城镇经济发展的刚性政策扶持，四川城镇经济发展水平始终高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和增长幅度也都大大高于农村，使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形成巨大的反差，时称“工农剪刀差”。1980年四川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391.21元和187.29元，差距为203.31元；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农村率先实行包产到户政策，农民的人均收入有了较大提高，到了1983-1985年，四川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增幅差距短暂缩小。其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重心转入城市，国家改变城市职工工资长期不变的政策后，城市居民的收入逐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之间差距又逐步拉大。到1990年后，由于城市居民收入来源多元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急剧拉大的趋势（见图3）。虽然期间国家多次召开农业会议，强调农业的基础产业地位，注意解决“三农问题”，到1990年和1997年四川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增幅差距也曾一度缩小，但效果始终不明显，总体趋势依旧。1990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1：2.67,1995年为1：3.45,收入差距达到最大，之后缓慢缩小，2000年为1：3.09,但是2003年又扩大到1：3.15,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现继续拉大的端倪。

    （2）城乡居民内部收入总体性差距不断拉大

    如果把居民按照收入的多少划分为高（20%）、中（60%）、低（20%）三类，则城乡居民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呈现两极分化现象，表现为：一是1990年以来四川城乡居民高、中、低收入户人均收入差距不断拉大，1990年城乡居民高、中、低收入户的收入之比分别为1：1.84：2.64和1：1.76：3.25,2003年分别扩大到1：2.59：6.13和1：1.97：4.19,必须重视四川居民内部收入差距急剧拉大的趋势。二是四川居民财产的集中度越来越强，居民家庭财产的差距越来越大。据2003年四川城镇居民的调查统计，20％的高收入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62.2％，17.5％的低收入家庭其财产总额仅占全部居民财产的2.8％，另外62.5％的家庭占有财产总额的35.0％，其中10%的富裕家庭占全部财产的49.5%。与此同时，城市居民金融资产出现了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户均金融资产最多的12％家庭拥有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总值的比例目前约为61.3％，其中金融资产最多的不足5%的家庭拥有金融资产总值的45.0%。

    另据推算，近10年来四川居民储蓄额增长了17倍，不足10％的人口拥有50％的储蓄和现金，高低收入户收入相差甚大。1990年城镇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困难户人均年收入的相对差距为1.51倍，到2003年扩大为5.12倍，13年间前者增加了12835.04元，后者仅增加了1603.2元，前者为后者的8倍。

    （3）城乡居民收入地区间差距扩大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存在地区类别差异，之后随着各地经济发展速度的不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也各有差异，地区间差距也逐步拉大。以城镇职工年工资收入为例，1990年四川城镇职工人均工资最低的达州市是最高的成都市的0.77,二者差距为529元；2003年最低的广元市是最高的成都市的0.56,二者差距达到6636元，四川城乡居民收入地区间差距不断扩大。

    （4）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20世纪80年代中期，行业间收入差距开始显现，90年代行业间收入差距逐步拉大，1990年四川人均收入最低的行业是餐饮业，人均收入为1282元，与最高的行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人均收入为2749元）之比为1：2.14；2000年四川人均收入最低的行业是建筑业7723元，与最高的行业金融业（人均收入13141元）之比为1：1.7,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到2003年四川最低的行业建筑业和住宿和餐饮业人均收入9202元，与最高的行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人均收入22057元）之比为1：2.39,四川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态势。

    （5）不同经济性质的单位职工收入总体差距越来越大

    长期以来，不同经济性质的单位职工收入一直存在差距，1990年后其总体差距越来越大，主要表现为：一是国有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与集体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差距不断扩大，1990年二者的平均工资差距为1：0.79,2000年扩大到1：1.33,2003年又上升到1：1.58。二是企、事业、机关单位职工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由1990年三者之比为1：0.95：0.98,其中企业职工收入是最高的，到2003年三者之比为1：1.15：1.23,企业职工收入变为最低。三是在其他所有制单位中内资企业与港澳台投资企业以及外商投资企业职工收入差距拉大，1995年内资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职工收入相当，港澳台投资企业职工收入仅为他们的70%，到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职工收入分别比内资企业高了48%、33%。

    （6）社会内部各阶层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明显加快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职业分层显性化的同时，以劳动者职业结构变化为特征的社会内部各阶层之间收入差距快速拉大，在城市高收入群体主要集中在企业主、企业高级主管和律师、设计师等自由职业者，在农村则集中在开厂办店等进行投资的人群，而低收入群体在城市则集中在失业者、和部分退休较早人员，农村则是缺乏劳动力并单一从事种植业的人群。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大大超过了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速度，2003年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45％，2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7％；二者的收入差距为5.13倍，而1990年仅为2.61倍。预计随着高收入者的教育优势的实现和在职业声望、职业权利、职业权益等方面的潜在优势变为现实优势，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差距还将继续快速拉大，社会内部各阶层之间收入差距也将在一段时期内持续增加，在城市和农村均出现了数量不可忽视的绝对贫困群体。

    总之，1990年以来随着四川经济社会的发展，城乡居民收入持续提高，来源渠道日益多元化，但是与全国平均水平和其他省市相比，四川居民收入处于较低水平，四川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也逐渐扩大，由此将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值得重视。方方面面找原因

    找不出或者找不准收入差距的原因，便无法突破制约的瓶颈。经过认真分析研究，我们认为造成四川居民收入差距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历史和自然等原因也是地区收入差距扩大不可忽视的因素

    从自然地理上看，我国国土面积广大，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相差悬殊，这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不可忽视的因素。目前存在的地区收入差距，大多在历史上就不同程度的反映。东西部收入的差距、四川省内收入的差距由来已久。

    2、收入分配上的“马太效应”

    在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已经相当大的情况下，不同阶层之间在生产要素包括资本、管理、技术、土地、自然资源的占有上已存在着巨大差异，更重要的是这种差异将使他们在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激烈竞争中处于不同的竞争地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素投入与收入直接相联系，要求根据生产要素投入数量、稀缺程度及产出效率来给要素提供相应的报酬。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资本、技术等要素在分配中地位的大幅提高，使得收入按人力资源和资本要素进行分配的比例越来越高。高收入阶层由于经济基础好、财富积累多，或个人能力强、知识积累多，具有管理、科技和知识方面的巨大优势，相对会获得较多的进一步发展的有利机会，从而获取的财富越来越多。而低收入阶层在这些方面则处于相对弱势，尤其是一些既贫困又缺乏技能的人不仅机会较小，甚至就业都难以保证，获取的财富则越来越少。在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市场规律作用下，这必然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使贫富鸿沟不断扩大，个人收入分化愈加明显。

    3、居民收入差距是市场转型过程中必经阶段

    按照著名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假说，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必然产生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库兹涅茨发现，在市场转型过程中，贫富差距的变化呈现出一定的规律：市场转型的初期，贫富差距会急剧上升，而当市场转型完成后，贫富差距则会反转下降。市场奉行的是优胜劣汰的竞争原则，竞争必然导致社会阶层的分化，贫富差距的扩大正是市场转型的一种副产品。因此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直接原因。主要是由于一方面改革开放以前的国家收入分配方式采用平均主义，即人们常说的“大锅饭”，是低收入水平下的平均主义，不仅抑制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还导致共同贫穷。而1978年后为了解放生产活力，进行了包括分配体制在内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打破传统的收入分配体制，这必然导致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另一方面在党的“十四大”会议上正式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规律在经济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价值规律为基本规律的市场经济具有使收入差距扩大的内在效应，同时与市场经济改革相适应，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使居民收入差距更趋扩大。

    4、与东部地区发展水平的不同是收入差距的关键因素

    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收入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且收入增长速度略低于经济发展速度。从1980年以来，四川人均GDP绝对值始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东部地区的上海、广东、江苏等省市的差距越拉越大，同时20多年的增长速度也远远低于14.24%的全国平均水平；与之相适应四川的人均GDP在全国处于中下水平，1980年居25位，到1993年最高达到23位，其后位次在逐渐下降，到2003年为27位，到达最低。

    5、市场制度不健全是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存在的重要原因

    四川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起步较晚，目前正处于新旧体制交替的过渡阶段。由于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一系列制度尚未建立和健全，相当一部分人通过钻法律法规的空子、打“擦边球”或采用不法行为，如走私贩私、偷税漏税、倒卖批文、股市操纵、制假贩假、贪污受贿、非法买卖集体土地、丧失信用、权钱交易、骗取贷款或外汇等，进行了灰色或肮脏的财富积累，这些现象加剧了社会各阶层收入分配的不公。据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全国每年因诈骗而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数亿元，因信用缺失而带来的经济损失高达10多亿元，其中相当部分都进了那些不法者的腰包。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国有企业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其表现：一是因为监督机制缺位，权力介入资源配置，在一些地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竟成了某些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后一次“免费午餐”；二是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所有者缺位，实际上是“内部人控制”，这为一些贪赃枉法的厂长、经理们侵吞国有资产、贪污挪用公款大开方便之门。有的国有企业领导自己私下或委托亲友经营与本企业相关联的企业，“公家的厂少赚，私人厂多赚”；有的国有企业领导挪用公款为自己或亲友牟利，或慷国家之慨让利于人收取回扣或贿赂；更有一些掌管经营状况较差企业的领导，利用破产倒闭和产权转让之机暗箱操作，贱买（自己买下）贱卖（卖给亲友或行贿者）国有资产，在损害国家和职工利益的基础上大发横财。而这些不合理收入，又使他们站在较高的起点上，在新一轮的角逐中，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

    6、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存在是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的必然结果

    四川具有比较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特征。其形成原因是长期以来国家实行的是城乡分割的二元政策，主要是农产品(资讯 行情 论坛)的低价收购政策、对农民的税收政策、城市居民的福利补贴政策、农村农业人口与城市人口实行两种差别很大的户籍管理制度，及由此带来的子女就学、享受公共服务等待遇不同，阻碍了劳动力的流动，以致农村人口上升和发展的机会比城市居民少得多，尽管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但由于城乡之间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不易通过自由迁移来改变身份和分享整个经济增长的成果，即使少部分流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他们在付出同等劳动的前提下，薪金和福利一般也低于城市工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享受更多的福利待遇，国家政策保护了城市劳动力的就业，城市劳动力就业相对更为充分，实际就业状况与收入状况呈现直接的相关关系；再加之这些年来，由于城市下岗职工增多，给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增加了困难，一些城市采取排挤农村劳动力的某些措施，农民在农村以外寻求就业的形势愈发不利，劳务收入的增长自然会受到影响。这是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的根本原因。

    7、城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不同是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的重要原因

    四川农村产业主要是以手工、半手工等体力劳动为主，四川传统农业生产一直以家庭为单位分散经营，农业机械化水平低，资源利用率低，劳动力投入过多，导致劳动生产率低；资源浪费较严重，高投入，低产出，农产品成本较其他国家更高。而四川城镇以二三产业为主，劳动生产率高得多，而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决定了收入的高低，因此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必然导致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

    8、宏观调节政策方面政府对收入再分配措施执行不力是形成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政府制定和执行收入再分配措施是对收入分配的调控，也是保证社会公平的重要方式，现在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存在的对高收入者的调控尚不完善、不到位和对低收入者的救济保障不健全，也是形成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税制设计不合理。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个人所得税政策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也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总的效果不理想。原因是对高收入者的收入调节主要倚赖个人所得税，而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不合理，把大量工薪阶层包括在内；同时由于收入调控税种单一，难以抑制高收入者积累的迅速膨胀。

    （2）税收监控体系不严格，税法的执行力度弱。由于我国税收缴纳主要采纳自行申报，而国人的自觉纳税意识不强，同时税收的面广，税务稽查人员不足，税收监控体系不严格，税法的执行力度低，造成偷税漏税现象严重等，特别是高收入者税偷税漏税更为严重，据有关媒体报道中国福布斯富豪排行前50位的富豪，同时是纳税前列的仅有6位。

    （3）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尽管从1992年以来四川开全国之先河，率先在国有企业实行职工退休费用省级统筹，养老保险覆盖范围逐步扩大，从国有企业逐步向城镇集体企业和以股份制、“三资”企业为代表的其他企业以及私营企业和个体劳动者拓展，养老保险统筹范围也随之扩大，养老保险基金的调剂能力不断得到增强，供给能力也有所提高，但是由于人口政策导致未富先老，中国过去旧的体制是现收现付的政策，即现在的工人抚养现在退休的老人，而现在采取的养老制度是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即现付现支和完全基金的结合。在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历史遗留的问题使得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并没有真正地实行。同时由于起步晚，欠帐多，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小，2003年四川社会保障体系覆盖绝大部分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以及一部分私营、外资企业职工，绝大多数农民目前都未纳入体系，而困难的国有企业的社会保障体系因资金严重不足而难以实施到位。

    （4）缺乏鼓励富裕阶层进行社会捐献机制。没有从宣传引导上提倡富裕阶层建立各种奖励和救助基金，做一部分政府无法顾及的工作，也在制度上缺乏象西方那种鼓励富裕阶层进行社会捐献的机制。

    9、某些行业和权力的垄断是造成行业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在不断引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同时，计划仍然在相当大的程度和范围进行资源配置。在计划配置资源的领域或行业，平等的竞争必然受到限制。行业垄断不仅使所在行业的从业人员在同等条件下获得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收入，如烟草制品业、电信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业、电力、燃气及水的供应业、证券业、金融业、保险业等垄断行业的人均年工资比全省平均水平要高出0.2-1倍，比最低的纺织业高出1.26-2.73倍，这是造成行业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另外，由于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不同步或不配套，各级政府仍然掌握某些资源并可以行政权力配置这些资源，为某些个人和小集团利用垄断谋取灰色收入提供了机会。特别是一旦对掌控权力的官员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权力配置资源的过程基本上就是凭长官意志办事，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于是某些腐败的官员便可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搞“权钱交易”，收取贿赂。与此相对应，一些有关系的人用较低的贿赂成本，廉价甚至免费获取某些有形资源（如土地、矿产等）或无形资源（如各种批文），不管是自己经营这些资源，还是转让（如炒地皮等）倒卖，从而获得暴富。

    10、缺乏市场竞争能力是存在与东部地区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之一

    东部地区濒临大海，水陆交通发达，具有对外开放的自然地理优势，在改革开放后，东部地区抓住国家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机遇，成为经济最具活力的发达地区，并已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具备应对加入世贸组织挑战、较好地适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的竞争能力。与之相比四川由于地处内陆，自然环境和气候相对恶劣，非公有制经济、非农产业发展速度和农村城市化进程较慢，社会环境较差、基础设施薄弱、人才相对短缺及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等原因，从而使其在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激烈竞争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从而会影响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进一步拉开与东部、中部、经济发展的差距。此外，东部地区的外向型经济比重较大，出口能力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较强，而四川的外向型经济比重过小，2003年四川出口总额占GDP总额的4.87%，出口能力有限，国际竞争的能力较弱，不利于参与国际竞争。加入世贸组织后的自由贸易将使落后地区在与国外和国内发达地区的竞争中处于毫无保护的弱势地位，地区之间的差距只会越拉越大。虽然从1999年起，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搞了多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四川省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以吸引外资，投资环境有了一定的改善，但与东部地区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加之经济全球化和加入WTO将进一步强化资本、人才、技术向发达地区集中的趋势，会部分冲销政府缩小地区差距的努力，从而使四川与东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收入上的差距继续扩大。打一场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攻坚战

    居民收入悬殊差距的存在及不断扩大之势，必然会给整个社会带来许许多多负面影响。

    一是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由于四川城乡居民收入总体水平较低，收入差距较大，导致大量社会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四川不足10%的人口拥有全省50%的储蓄和现金，使人数众多的低收入者无钱消费，导致社会整体的消费水平下降，严重影响市场需求的有效增长，而消费又是支撑四川经济高速发展的“三架马车”之一。因此收入差距拉大正在成为影响四川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是影响社会稳定。由于四川的收入差距又是在居民总体收入水平较低的状况下产生的，差距过大，贫富过分悬殊，既有悖于社会公平的原则，又会影响劳动者的积极性，降低效率，同时收入分配不公现象还会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出现一些行为过激的上访事件，严重挫伤广大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心，尤其是造成社会低收入人群的不满，甚至有一部分低收入者产生严重心理失衡，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三是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由于四川的收入差距悬殊，在城镇出现大量因失业和疾病而致贫的人口，在农村每年有400-600万农民求生存、图发展，背井离乡、外出打工，由于受到种种政策歧视，成为了游离于城乡之间的“边缘人”。这不仅影响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也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背道而驰，最终会妨碍四川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

    为了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在四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做好以下工作：

    1、大力发展四川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增强产品的竞争力是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

    由于当前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是经济发展中的差距，而发展中的差距必须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解决；只有生产力发展了，才能为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奠定物质基础。同时，按照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只有生产力发展了，人均GDP提高到一定程度，收入差距才会呈现相对缩小的趋势。因此利用国家进行西部大开发的有利历史机遇，大力发展四川经济，增强四川经济的总体实力，调整产业结构，增强产品的竞争力是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主要有：

    （1）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持续而稳健的增强四川经济的总体实力

    政府需要把发展四川经济放在工作的首位，并考虑今后50年全国和世界发展趋势和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全面规划、制定四川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包括经济发展目标、经济增长速度、支撑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和形成的相关产业群、城市功能和定位、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等。尤其要结合经济发展规律，合理确定经济增长速度，从而持续而稳健的增强四川经济的总体实力。

    （2）合理调整城乡产业结构，提高四川城乡劳动生产率

    政府通过宏观经济调节职能，根据市场发展的需要来调整产业结构。使农业生产者有意识地克服小生产思维方式和行为的影响和控制，健全四川农业产业体系，加快农业产业化；通过加快四川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用技术创新成果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为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就要从生产工具的集约化、生产数量的规模化入手，走集中土地，根据市场需要集中生产经营的路子，实现产业化，实现农产品生产的标准化，进而达到国际化的标准，提高四川农产品的竞争力。在城市，要发挥市场优化配置的作用，重点加以调整与发展银行、保险、证券、电信、医药和贸易等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流通业，以高效率的大流通拉动高效率的大生产和大消费，流通企业应当调整内部结构，大力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2、建立健全市场法制，加大执法力度，营造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

    面对调节居民收入的法制缺位和滞后，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大量违法现象，急需规范的市场经济秩序，建立健全与贯彻执行相应的市场法规，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1）要建立健全与市场经济规范运行的相符合的法律法规体系

    要改革以往不合理的法律和规章制度，改革保护垄断、限制合理竞争的法律法规，特别是要弥补调控收入的法律空白，如制定财产登记制度、财产转移监督制度、遗产税法、赠与税法等新的法规，不能再单一依靠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

    （2）建立健全市场监督机制

    推进决策民主化与公开化，强化各级权利机构行为的监督与制约，形成对权力行使过程全面约束的合理机制防止权利垄断产生的腐败。

    （3）建立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以所有者结构的完整与规范为前提，建立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其核心是产权制度改革。即要明确委托人即所有者是谁，所有者必须明确到位，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完善国有资产增值保值措施，最大限度地体现收入与贡献的对等，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4）要加强执法力度

    以更加有效的手段整治非法行为，要对滥用职权谋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腐败行为严惩不怠，捍卫法律的尊严，从而切实维护每个市场主体和公民的合法权益，鼓励适应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

    3、加强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把收入差距保持在合理和可接受范围

    （1）进一步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和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加强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包括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如偷逃税款、制假售假、贪污受贿等；整顿不合理收入，主要是加强对少数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管力度，消除因行业性质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公；调节过高收入，通过完善制度和利用现代信息手段，健全对个人收入的监测，特别是对高收入群体的监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在适当时候开征遗产税；完善和规范国家公务员工资制度，加快推进职务消费货币化。

    （2）破除城乡分割，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要破除城乡分割，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主要需要做以下方面的工作：一是继续增强国家支农政策力度；二是加快城镇化进程，把解决就业、环保、社会保障和产业发展等问题作为发展目的，这是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和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个实现途径；三是以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为契机，重点解决农民进城的稳定化、制度化问题，取消对农村进城人员就业歧视的“土政策”，要逐步创造条件在住宅、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等方面取得“国民待遇”，使农村的人口有序进城。从而打破城乡二元结构，逐步进入城乡平等发展的新阶段；四是在有条件的城郊乡镇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3）打破行业垄断，在市场公平竞争条件下确定行业收入差距

    由于垄断经营者控制行业信息，作为不公平竞争、对付消费者和管制者的手段。因此需要政府管理部门对受管制行业、管制机构进行公开、透明管理，有利于减少垄断行业的畸高收入，合理确定行业利润，把行业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

    4、加快农村富裕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进程

    从未来地发展来看，四川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和最大难点仍然是“三农”问题，为此，各级政府必须把这个问题放在议事日程，在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还要加快农村富裕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进程。

    （1）努力提高农民工素质和生存技能，促进农村富裕劳动力向城镇

    提高农民工素质和生存技能，是解决“三农”问题和促进农村富裕劳动力向城镇的根本措施之一。包括一是要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重点解决贫困地区农村子女的上学问题，农村经济发达地区要普及高中教育，大规模、大幅度地提高农村人口文化素质。二是要面对农村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切实搞好农村职业教育，为农村和城市培养一大批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技术农民和企业工人。三是加强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国家应设立农村劳动力培训基金，采取“岗前”与“岗后”相结合的培训方式，对农村劳动力有针对性的开展就业与再就业的技能培训，科研、教学单位及其技术专家要经常深入农村的田间地头和工矿城镇，开展工业、农业和第三产业的技术示范、技术咨询、技术指导，在指导农村劳动力解决技术问题的同时，掌握科学知识，提高技术技能。

    （2）出台相关政策促进率先致富者进入城镇

    在农村有部分率先致富者已经具备在城镇生存的实力，应该出台相关政策促进其进入城镇，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分享原属于城市居民拥有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障、工伤保险、社会福利与社会救济以及最低生活保障，分享原为城市居民在文化、教育、体育、科学、技术方面专享的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5、重视解决城乡贫困人口问题

    贫困人口问题在农村，主要指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农民。在现有的制度和政策安排下，他们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处于较低的地位；在城市主要指下岗工人、失业人员、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的离退休人员和进城农民打工者。他们在剧烈的社会转型中，由于各种原因，失去了有利的发展条件，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权益维护、竞争能力等方面处于不利境地。突出体现为：（1）社会地位低，经济政治文化资源很少，人格尊严常常受到侵犯，遇有经济或民事纠纷，正当权利往往得不到维护，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人格尊严得不到有效保障。（2）文化素质低，技术水平不高，导致他们容易下岗失业，也使他们在再就业的过程中面临更大困难。因此需要全社会都关心、帮助困难群众，营造共同关爱贫困群体的社会氛围。各级党委和政府，一方面政府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努力解决贫困群体的困难；另一方面，还需要调动全社会的力量，群策群力，为改善贫困群体的处境出谋划策，并提供精神和物质支持。主要是实施就业和再就业工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建立适合四川省情的社会救助体系，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纳入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上来。如在城市增加对下岗工人或者农民的小额贷款，扶持他们做一些自谋生路的小生意；积极走文化扶贫的路子，加强对他们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的培训，使之掌握一技之长，增强另谋职业的门路。在农村，要发展教育，培养专业技术人才，通过农业劳动力半转移，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问题，加快贫困地区文化、技术和制度等资源开发。